人人都说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就是华夏文明,可大家是否知道，华夏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允执厥中”这四个字。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想我泱泱中华大国，煌煌五千年文明，怎么只起源于“四个字”？俗话说：“吃草粑粪，主意拿定。”我在这里敢于下笔写文章，必定有十足的把握，不然谁敢在公共场合胡咧咧！
先说一点道理，大家别不相信。各大哲学门派和学问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任何事物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点见识的劳动人民也有这样的看法。撰写《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先生还说了，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如果从源头上追溯，可以延伸到单细胞动物——草履虫。一句话，人有可能是草履虫进化而来的。大家到滩涂湿地上去看一下，呕在泥水里的那些绿色浮游生物，就是草履虫的同类。看看那些小生物，再看看自己，就会明白好多人生道理。
人类从结绳记事起，开始创造自己的文明，这个是有考古依据的。后来变成龟甲、叶子、竹简、布帛、皮革，到汉朝才发明了造纸术。没有文字记录，仅靠人的嘴，文明演进的速度的确非常缓慢。自从发明了纸，文化的传播速度激增，知识的交流和碰撞加剧，文明的步伐自然加快了不少。所以，部落时代的人类，才开始创造语言和文字，更没有书写的工具，能够提炼出四个字，而且内涵深广、要言不烦，的确是相当厉害的事情。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字的来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的《尚书·虞书·大禹谟》记载，舜给禹传位的时候，秘传了一个“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秘传，就是帝王对接班人单独说的。按照后世的说法，即所谓“帝王心术”，其他人不便知晓。原因是帝王只能有一个，如果大家都知道了秘密，谁都要抢着去当，那就乱套了。因此，上古时期的民众都是比较安心的，帝王之事，前后相接，以“十六字心传”为凭证，其他人不掌握这个秘密，就不敢贸然觊觎帝王之位。这就如同洪七公的打狗棒法，只有正宗嫡传的丐帮帮主才能获得，其他人想学也不知道学习方法，勉强自学只能得其皮毛，达不到中规中矩的地步。又如观音菩萨教给唐僧的紧箍咒，纵使孙悟空手眼通天，唐僧不说出来，他也没有办法知道；后来终于走到灵山，任务完成了，孙悟空请求唐僧念个松箍咒，把自己头上的金箍去了，结果令唐僧大吃一惊，才想起观音菩萨并没有教给他什么松箍咒。历史上的此类事件比比皆是。所谓名师出高徒，大家一定要承认老师对后辈的教授之功，任何时代的自学之人总是有所局限的。
舜传禹的十六字心传是什么意思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却微妙难明；惟有精心体察，专心守住，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再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天下的人，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要争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心容易恶化和堕落；而有利于群体生活的公平公正的法则，是不容易让人们认识和接受的；因此，作为帝王，只有细心观察、认真研究，专心致志地坚守和执行公平公正的法则，才能保证天下太平、民众安定。”在这里，他们用人心代表人的心理诉求和社会行为，道心代表公平公正的制度和政策。
中国上古时代开拓华夏文明的三皇五帝的第一人应该是尧。当然中国正史《二十四史》记载的这些内容，按照新学规范，目前只考证到商代，夏朝之前的历史至今尚未找到明确的证据，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可考证的历史为3700年，也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当然“可考证”是一种治学方法，并不直接否定史书记载的夏朝以前的历史。让考古学界继续工作，对史书记载的内容进行逐步的验证，而研究社会历史的人，可以先使用已有的材料。
相比于尧，舜算是第二代有记载的华夏帝王，经过几十年的执政，经验当然又丰富了一些。因为在尧舜禹时代，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原始社会、部落时代，铜器和铁器的运用还很少，文字记录就更少了。根据宋代大学者朱熹的考证，尧传位给舜的时候，只传了四个字“允执厥中”，后来的十二个字是舜加上去的，是为了让禹更容易明白“允执厥中”的含义，说明帝王心法的十六字心传中，“允执厥中”是核心文字（朱熹《中庸章句序》）。
所谓“允执厥中”，是对帝王的工作要求。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治理国家要用坚定的信念，坚持走好公平公正、有利于大众的政策路线，寻求人心和道心的相互平衡，才能保持天下的安宁和百姓生活的幸福。《尚书》里面以尧舜禹对话的口气，前后也有一些解释；朱熹的《中庸章句序》里面解释得更为详细。不过两本书的说法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类似于《论语》原本与后世儒家学说的关系一样。大致说来，上古典籍所传达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平等观，而后世的儒家学说则表达了明显的等级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面，对人心与道心的最终解释也不例外。现在，只截取前面的一段话，来帮助大家理解十六字心传的含义。
朱熹说：“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
翻译过来，就是：“然而，既然是人，就没有不具有‘形’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堪称‘上智’的人，也不能没有‘人心’；既然是人，就没有不具有‘性’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虽为‘下愚’的人，也不能没有‘道心’。‘人心’和‘道心’两者，都杂处于人的‘形’和‘性’的每一个地方，只是看人自身能不能以‘治’的程序去加以处理而已。所以，对于‘人心’和‘道心’这两者，从其‘危’的角度去看的，则会感到其发展是愈来愈‘危’；从其‘微’的角度去看的，则会感到其发展是愈来愈‘微’。但是，天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人的私欲而发生变化。”（注：危就是危险的意思，微就是微弱的意思。）
简言之，人心就是人的欲望和利益，道心就是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朱熹的意思是，修养再好的人也有自己的欲望和利益，修养再差的人也必须遵守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治理国家的帝王，要认清这个事实，在人心和道心之间，坚持走好公平公正的道路，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个道理，用于现在的社会治理，一点也不过时。平衡人心和道心，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中心任务。至于如何去实施，就涉及到不同时代、不同观念和不同社会状态下的制度和政策的选择问题。
华夏文明五千年不中断的有力证明，就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脉络清晰可辩。当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门类众多，其他知识和学问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如道家、佛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等等，都与儒家文化相互渗透、交相辉映，成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成果。鉴于儒家在大多数朝代被定为官学，在国家治理方面多数采用的是儒家思想，因此，历朝历代的官方和学界都非常重视儒家学说的传承，并冠之为“道统”，与权力运行的“政统”相对应。道统的概念由唐代大学者韩愈提出，到宋代大儒朱熹这里进一步系统化，相同的意思在孟子时代就有所论述。由这些跨代学者串起来的道统思想，形成了大家一致认可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
根据韩愈《原道》和朱熹《论道统》两篇文章的结论，属于正统儒家思想的创造和传承者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荀子、杨雄、王通、韩愈、程颐、程颢、朱熹；朱熹之后，儒家学说就披上了哲学的外衣，做到“功德圆满”了；后期有王阳明阐发心学，王夫之、顾炎武、戴震、曾国藩等人应时而作，但都超不出二程的思想范畴，只不过做得更加精细罢了。至清末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粱簌溟、严复、胡适、鲁迅等人吸收西学，开辟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境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的尧是政学合一的人物，内圣外王的典范和领头人，至孔子才把学问和政权分开，各走一路，产生了“道统”和“政统”独立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说法和做法。幸亏孔圣人的出现，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做不了官，只好去下力气研究学问，搞得后世之人想学尧的做派也学不来了，只好掌权的掌权，做学问的做学问。权力是硬的，而学问是软的，犹如人的牙齿和舌头，牙齿会碎，而舌头不会碎。基于这样的原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虽然朝代不断更替，政权不断覆灭，几个时期还让少数民族夺取了中原王朝的政权，但由于道统的独立存在，才使中华文明没有中断。所以，朱熹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
可见，五千年中华文明起源于四个字，此言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