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是东晋末到刘宋初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同样也是门阀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身的门第，而陶渊明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人。
陶渊明为何与东晋官场格格不入？得从一个名为“溪狗”的出身说起
陶渊明二十岁出仕，四十岁归隐，其间除去断断续续隐逸的岁月，他真正当官在任的大概有十三年左右。
陶渊明任彭泽令80多天便挂印而去，是他最后一次出仕。之后的二十年里虽有人再次请他出山，但均被其拒绝。
他不算短暂的仕宦生涯，担任的官职不算大，但却多有变化。从陶渊明的角度来说，其间多次归隐自然是热爱田园；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很难融入社会的窘境。
这就不得不提到陶渊明的出身问题了。
陶渊明的尴尬：不属于世族，但也不能算作寒族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是东晋末到刘宋初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同样也是门阀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里，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身的门第，而陶渊明是比较特殊的一类人。
一般认为，陶渊明祖上最有出息的人是陶侃，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也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但两者即使不是直系，也必然有很近的亲属关系。
从陶侃往上追溯的话，这一家族就没什么光辉历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至少在陶侃的时代里，他还是寒族子弟。
陶侃的父亲陶丹是三国时期东吴势力中的扬武将军，只是杂号，官职并不大；反而陶侃的母亲在历史上更有名一些，与孟母、欧母（欧阳修之母）、岳母并称“四大贤母”，其中“截发留宾”的典故就出自“陶母”。
陶侃当年之所以能为官，也正是因为这一典故。陶母的这一举措让前来做客的范逵极为感动，于是举荐了陶侃在泸州太守张夔麾下任职。
恰逢“八王之乱”的历史动荡，陶侃在这一时代以自身的能力逐渐壮大起来，成为了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得到了众多名门的拉拢。
但其出身于江东，在当时被北方士人所鄙夷，甚至不愿意与其结交。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苏峻叛乱，温峤和庾亮投奔陶侃。因为陶侃主张杀掉引起这场叛乱的庾家人，使得庾亮不敢去见陶侃。温峤劝他说：
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所谓的“溪狗”，就是当时名门世族对江东人士的蔑称，无论是江东豪强还是平民百姓，都被当时的世族所鄙夷。
温峤和庾亮都是在陶侃处寻求庇护的，但却依然以“溪狗”来指代他，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根深蒂固。
陶侃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异数，出身寒族，但却位极人臣，可他的后代就没有这种机遇和能力了。
陶渊明的父亲是一个放浪形骸、迹寄风云之辈，可见当年陶侃的辉煌并没有让这一家族成为新的显贵，到了陶渊明的时代，已经没落得不像样子了。
陶渊明曾经写诗讲述自己出仕的缘由，就是为饥寒所迫，讨一口饭吃，可以说是非常现实的。
从这一历史渊源上来说，陶渊明的祖上并非世家显贵，而是落魄的寒族；但又因为其曾祖陶侃的缘故，这一家族也曾经辉煌无比，成为了陶渊明出身的一个背书。
这就使得陶渊明的出身显得比较尴尬，世家大族将位极人臣的陶侃都称呼为“溪狗”，自然不会承认陶渊明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众多寒门子弟又因为其祖上极为辉煌的历史，与陶渊明之间又有着天然的隔阂。
以“出身”论英雄的时代里，像陶渊明这样尴尬处境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在东晋的官场里缺乏盟友，显得格格不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或许有人会问，“出身”在当时真的有如此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贵为帝王也不得不向这一现实妥协。
其原因就在于，世族高第所掌控的领域，连帝王也无法撼动，甚至其自身也不得不向之靠拢。
世族门阀掌控文化领域，陶渊明没有归属
自曹丕变革“察举制”为“九品中正制”之后，世家门阀彻底掌控了人才选拔的权力，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两汉算得上显赫的“四世三公”家族，在两晋时期都不够看。
在这一时代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这些门阀世族，如丞相等重要位置往往都是一个家族的人来担任，和“世袭”几乎没有区别。更有甚者，皇帝的人选有时候也要由这些名门世家所决定。
皇族的权力和势力虽不容小觑，其掌握着唯一的正统地位。但相对应的，文化上的正统却牢牢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这一点在南朝愈加显著。
众所周知，东晋末年的社会鲜有太平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码屡次上演，皇室的地位实际上并不牢固，真正稳定的还是这些世族高门。
战乱时代，寒门子弟比较容易做出一番事业，比如陶侃就位极人臣，掌握了极高的权力，甚至压制着世族。
所以，世族在拉拢这些寒门子弟与其交好的同时，又牢牢把握着文化上的控制权，以此来彰显门第的优越。
文化的影响力是渗透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它并非一种直接的权力，但却象征着地位，对各类人物具有品评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所影响的是一个士人在社会上的名声。
这些世族高门经常举办的一些文人“雅集”，实际上就是其掌控文化的手段，能参与到这样的集会里，才能算作被其所接纳，这对于一个士人的社会名声至关重要。
在当时经常有这种文人雅集活动，比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里写下的。而还有很多“雅集”甚至还对参与者限定了出身门第，或者只在家族内部举办。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很高，但在当时却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人推崇其作品，这就是在文化上被排斥的表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多地认为他是一个有名声的隐士，而不是一位好的诗人或作家，所以在品评他的时候往往都是从人格、归隐等方面着手的。
其相关传记被归入《隐逸传》中，钟嵘的《诗品》里也仅仅是将其列入“中品”，给了一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并不算高，《文心雕龙》更是对其只字不提，可见他的作品还不足以被太多的人关注。
真正认识到其价值的只有昭明太子萧统，不仅在《文选》中收录了其多首诗歌，还编纂过《陶渊明集》，给予了其极高的评价。
但这并没有被当时及之后的时代认可，南北朝时期的其他人对陶渊明独具一格的文风并没有太多借鉴和学习。
陶渊明的文学价值真正被人们所广泛认可，是在唐代之后，其文化史地位的最终确立还要远至宋朝才得以完成。
以文学史上的经历来说，陶渊明所奉行的文化、思想在当时的年代里与其他人是格格不入的，他必然是得不到世家大族们在文化上的认同，这对其仕途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个徘徊于世族和寒门之间的尴尬出身，一个不被时代所接纳的文化信仰和追求，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法与同时代的其他人良好地相处，陶渊明与其所处时代格格不入就是必然现象了。
无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还是热爱田园的心绪，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来说，也是陶渊明无法融入当时社会的一个结果。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陶渊明归隐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依然存在着如此浓郁的不平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