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是奉系军阀的重要人物，早年投奔直系军阀不被重用，后来改投张作霖。大概由于名声太臭，张宗昌投奔张作霖后并未受到重用，过了很久张作霖才给他200条枪，编了一个宪兵营。
张宗昌是奉系军阀的重要人物，早年投奔直系军阀不被重用，后来改投张作霖。
大概由于名声太臭，张宗昌投奔张作霖后并未受到重用，过了很久张作霖才给他200条枪，编了一个宪兵营。张宗昌虽然大为不满，但是寄人篱下只得忍气吞声。
很快张宗昌的机会就来了，当时吴佩孚发动他的旧部在张作霖的后院煽风点火，张作霖因为第一次直奉战争还没有恢复元气，就派张宗昌前去。张宗昌很快就消灭了这股势力，稳定了张作霖的后方，由此被张作霖任命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
在此期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盘踞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白匪有许多逃入中国境内，张昌宗见有利可图，擅自收容了白匪军一万多人，步枪8000多枝，机关枪50多挺，大炮10多门，实力大增。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成为暂编奉天第二师师长。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队防线动摇，被迫后撤，张宗昌直插关内，切断了榆关方面直系军队退路，将直系的四个旅六七万人收编，队伍扩大了七八倍。他将原来的将官都提拔为将校级军官，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更换新肩章，就用锡纸糊成黄色肩章。
张宗昌升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后，南下进军江苏。占领江苏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他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驻徐州。后来，在张作霖关照下，又当上“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
在统治山东期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加捐、招兵、打仗，形成了恶性循环。他搜刮民脂民膏可谓五花八门。他明目张胆在大明湖建生祠、铸铜像，还公然征收修张宗昌生祠捐，铸铜像捐。他还滥发银行票、军用票，经常向商会借款，名为借款实为勒索。山东很多商店不得不关门跑路。
在官府和鲁军中，到处有他的亲信把持。他的七姨太拿着省署印信，凌驾省长之上，所有公事须经她同意方可办理。这位七姨太哥哥还掌管着全省财政大权。张宗昌不仅随意安插自己亲信，同乡、邻居只要找他都能弄个一官半职。
不过也有倒霉的，他的一些老乡来济南找他求官。他仓促召见，满口答应，并写了一道手谕，正当这些人为有官做，正在兴高采烈之时。执法处将他们全部抓起来，战事一紧，又把他们全杀了。原来匆忙之间，张宗昌的手谕，把全派执法处，写成全抓执法处。一字之差，让张宗昌这些老乡的出头之日变成沙头之日。
张宗昌还有个姨太太队，有数十人之之对，中外都有。人数在多，在近代军阀中，也位居前列。人人都说张宗昌有“三不知”即不知多少兵，不知多少钱，不知多少姨太太。
张宗昌还干过“炮击青天”的荒唐事，1927年夏天，济南大旱，滴水未落。张宗昌心血来潮，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屠杀牲畜，并亲自到龙王庙去参拜。可是龙王爷就是不给他赏脸，一片云不飘，一滴水不下。惹得张宗昌大怒，竟然向龙王猛击数掌，接着又拉出军队，架起大炮，连续向天轰击了几个小时，发泄怒气，抖抖威风。结果老天爷也不买账，求雨不成，反倒惹了个大笑话。
张宗昌极端仇视革命，竭力反共反人民，肆意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士。他杀人不眨眼，视为儿戏。他有两句黑话，一是叫切开亮亮，就是把人脑袋当作西瓜，切开晒太阳；一是听听电话，就是把人头割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像是在听电话。
1928年4月，张宗昌被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赶出了山东，后来张宗昌妄图东山再起，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集散兵游勇从烟台登陆，企图夺占山东，但被击溃。他只好流亡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又打着抗日旗号回国，之后又以扫墓之名，回到济南。当时济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发现他阴谋重新占据山东，派人在济南火车站将其暗杀。终结了一代军阀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