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过去20年，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对美国国力的巨大损耗，以及美国国家利益体系和价值观由此走向更加实用主义的显著趋势。
蛰伏近20年的塔利班卷土重来，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政府军，重新主政阿富汗，令全世界震惊。
而其实塔利班的胜利，或许在18个月前就已经注定。
时间回到2020年2月29日，卡塔尔首都多哈。
一场历时两年的双边军事谈判终于缔结和平协议，缔约双方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和与其在阿富汗交战近20年的塔利班武装。
美国与塔利班方面签署和平协议（图/央视）
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14个月内撤出其在阿富汗的全部军队，塔利班方面则承诺其不会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从协议内容看，毫无疑问是美国人向塔利班妥协了：只要对方承诺不再庇护恐怖分子，自己就全部撤军。足见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无力感，急于从这场旷日持久、靡费甚巨的战争中抽身。
至于说让塔利班方面承诺不再庇护恐怖分子，则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不过是美国人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罢了。塔利班是何群体？世界心知肚明。
这种“落荒而逃”，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1953年7月27日，在亚洲另一侧的朝鲜半岛，美国人同样是由于深陷战争泥潭而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只要求对方退回38军事分界线北侧。
20年后的1973年1月27日，在越战中伤亡巨大的美国，也无奈与南越、北越和越共方面签署和平协议，全面撤出越南。其后，听任北越推翻自己曾经全力支持的南越。
所以，在阿富汗的败退，只不过是历史的再度重演，并没有新的戏码。
不得不说，除了二战，美国其后多次对外用兵，最后都是付出巨大代价，又进退维谷、声名狼藉。
作为二战后的头号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却每每吃力不讨好，陷入各种窘迫，美国究竟在秉承怎样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取向？
美国的价值观与利益取向：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与“普世价值”
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人权高于主权，这是我们熟悉的美国价值观或者说行事风格，但这并非全部。美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和价值取向，其实更加立体、具体。
从大框架讲，美国的国家利益考量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所谓“普世价值”。这三方面利益，在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依次考量。
这其中，“国家安全”无疑是美国政府最为看重的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内涵甚广，可以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安全。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土安全最为重要，尤其是美国本土的安全，任何攻击、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并要不惜代价坚决回击的。
“珍珠港”事件，日本在夏威夷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视为“国耻”，随即一改多年以来对二战的“中立”态度，向日本宣战。
“911”事件，和平时期对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个月后，美国联合北约多国，集结重兵反击实施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以及庇护恐怖分子的阿富汗塔利班。
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图/网络）
反恐战争迁延多年，耗资上万亿美元。
其次是经济利益。
美国在二战后一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其后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始终占据优势，没有精明的经济算计，自然是办不到的。
二战爆发后，远离欧亚战场的美国，鉴于本土安全未受威胁，前期始终对战争冷眼旁观，反而是出售大量武器给参战各方，大发战争财。
1944年，二战胜利在望，美国开始布局战后经济格局，建立起以美元为核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起开启延续至今的美元霸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又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塑美元地位。
1975年，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中东各国达成以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的协议。基于石油贸易需求，美元从此成为各国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1985年9月，备受日本商品贸易冲击，对日逆差大幅增长的美国，采用政治手段维护经济利益：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约定美元贬值。由此，日元开始大幅升值，并最终促使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和长期的经济停滞，解除了美国经济的威胁。
二战以后美国历次对外“经济战”基本都取得胜利，对其经济利益的维护颇具手腕。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冲突时，美国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
近年来，美国对出口中国的一些核心原件等商品的限制，从经济层面来讲，美国企业和经济也因此受到损失。但美国人首先算的是“安全账”，一旦认为威胁其国家安全，那经济方面的考虑都是其次。
说完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还是有必要讲讲美国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利益，所谓的“普世价值”。
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传统。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于“普世价值”具有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认为“普世价值”是超越阶级、国家和时空的。
很多人认为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仅仅只是自我标榜和宣传口径，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但也不尽然。
阿富汗战争开启之后2年，美国又发动规模更大的“伊拉克战争”。如果说对阿富汗的战争还有反恐的名义和需要，那么对伊拉克的战争，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正当理由。
某些舆论认定美国就是为了石油而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是美国在伊军费就花了近2万亿美元，这账怎么算得过来？
再者，美元作为石油交易货币，美国人理论上印钞票就可以买，何苦舍近求远发动战争去掠夺。
而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战后掠夺了伊拉克石油，或者借此控制其资源或价格。反倒是另外一些国家，在战后的伊拉克石油开采中获利匪浅。
因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经济账”是无论如何都算不过来的。从国家利益诉求层面剖析，主要还是国家安全和价值观问题。
信奉“普世价值”，以及籍此建立“三权分立”式民主政体的美国，对于其价值观和民主体系具有偏执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此背景下，美国推崇一直“民主和平论”。即，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实行“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
而对于非民主国家，无论是专制、威权、暴政，美国都视之味另类，认为其始终是威胁地区乃至其本土安全的祸源，恨不得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对于这些国家动武，推翻其原有的非民主政权，进而帮助其建立与美国类似的民主政体，在美国国会山具有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因而，对于推翻萨达姆、卡扎菲之类的“暴君”执政，很容易在美国国会赢得支持。
美国价值观的困境：从理想情怀到实用主义
对于国家安全的高度敏感，对“普世价值”的执念，又夹杂经济利益和代价的考量，美国复杂又充满矛盾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体系，在历史上屡屡碰壁，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下更显力不从心。
近些年来，伊朗、委内瑞拉等“非民主”国家，原本也是属于不符合美国价值观，又屡屡挑衅老美的。尤其是伊朗，对于威胁地区和美国盟友安全，这条肯定是碰到美国人的“红线”的。
换做从前，美国人肯定就直接动手了。但是今时不同往日，阿富汗、伊拉克两场耗资巨大的战争已经让美国军费捉襟见肘。目前联邦政府债务已达28万亿美元之巨，再发动若干场大规模战争，必然是不堪重负的。
特别伊朗，一则是中东军事强国，再则战略纵深也远非阿富汗、伊拉克能比。美国一旦对伊朗全面动武，大概率又将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同时战后重建也更加复杂，总体经济代价应该远高于对阿、伊战争。
因而，这些年来，“囊中羞涩”且又在各种吃力不讨好之后筋疲力尽的老美，对外政策愈来愈显示出其对经济代价的考虑。
譬如对于伊朗等国，多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略，以外交战、舆论战、经济战替代以往“一言不合就开战”的模式。
只要对方不直接触碰威胁、损害国家安全的底线，动武就不是首先考虑的选项。
再回到对于阿富汗的战争，美国原本只是为了打击“基地”组织及庇护者塔利班。这个任务其实多年前就已算完成，美国这些年耗费巨资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以及对阿富汗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更多的是帮助阿富汗重建和进行民主化改造。
成果如何？经过美国人的努力，阿富汗也算是建立起了一个有模有样的民选政府和一直规模据说达30万人的现代化安全军队，各项基础设施也得到完善。
但这一切都是“纸糊的老虎”，阿富汗的本质，仍然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国民以文盲半文盲为主，反对现代化的“原教旨主义”盛行，政府、军队贪腐严重。
美国人对阿富汗巨额的现代化、民主化“投资”，除了装点了喀布尔的门面，其余都是打了水漂，不少还进入了个人腰包。
曾经得意于对日本、德国成功进行战后重建和民主化改造的美国，在对阿富汗的改造方面遭遇“滑铁卢”。连年被阿富汗大量骗 “补贴”，却始终改变不了其“中世纪”国家的本质。
再多的美元和人力物力，都无法拉动阿富汗这架承重的老式“驴车”。美国人迷茫了，纳税人的钱不是应该这么花的，即使为了“普世价值”。
幡然醒悟的美国人于是决定“止损”撤退，毕竟发动这场战争的初衷是反恐，而对阿富汗的援助和改造只是为了国际责任与理想情怀。
虽然自己也自我标榜和有意成为“救世主”，但财力、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止境地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当“冤大头”，去填阿富汗那个无底洞。
正如美国总统拜登对于从阿富汗全面撤军时所说：我不能接受美国无休止地介入另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我们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应该是国家建设。
拜登就阿富汗问题发表讲话（图/澎湃）
于是才有了18个月前那份与塔利班签署的略显“卑微”的和平协议，以及这次仓皇的撤军。而对于阿富汗，也只能选择“抓大放小”，先撤离在阿美军及其盟友。至于阿富汗政府和安全部队，只能自求多福了。
美军一撤，塔利班再无顾忌，开始大举进攻；而多年来只依靠美国庇护支撑，自身腐败无能的阿政府和安全部队，在塔利班的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迅速土崩瓦解。
而对于塔利班的再次主政，美国人似乎也不再关心，他们要的只是自身国土安全。
拜登反复强调强调美国一直以来的明确目标都是“抓住那些在 2001年9月11日袭击我们的人，并确保基地组织不能利用阿富汗作为再次袭击我们的基地。而非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
但是20年前，作为议员的拜登对阿富汗的表态可不是这样。当年他对美国军事干预阿富汗的目标表述为：我们希望在阿富汗看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一个能够为阿富汗未来重建奠定基础的政府。
也许是“不当家不知油米贵”，作为美国总统的拜登，背负巨大财政、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务实的选择。
而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20年，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对美国国力的巨大损耗，以及美国国家利益体系和价值观由此走向更加实用主义的显著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