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古代也有全国通用语言，只不过不叫普通话，不同朝代对其有不同的称呼。古代全国通用语言的制定，都是在政治中心所用方言的基础上制定而来的。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的人在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很大，如果让甘肃人和广东人用方言交流，双方肯定会一脸懵懂，听对方讲话跟听外语差不多。
幸好，普通话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天南海北的人交流起来相当轻松，不会产生任何障碍。古代貌似没有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那么，古人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
实际上，古代也有全国通用语言，只不过不叫普通话，不同朝代对其有不同的称呼。古代全国通用语言的制定，都是在政治中心所用方言的基础上制定而来的。
先秦时期的普通话称作“雅言”，因为夏朝和商朝的都城在洛阳一带，因此，洛阳话自然而然被定为雅言的标准发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洛阳话也被看作是汉语的母语，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都会不间断地从洛阳话里汲取养分。
雅言怎样说？可以参考《诗经》和《论语》里的说话方式。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包罗万象，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全面反映了先秦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风》是先秦时期各地的民歌，《雅》是贵族在举办宫廷宴会和朝会时演奏的歌曲，《颂》是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乐歌。
《诗经》以先秦时期的口语写成，诗句主要以四字为主，句子里喜欢用叠字来制造回环往复、一咏三叹的韵律感，听起来抑扬顿挫，具有鲜明的音乐美。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人们在日常说话时，把说话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在句式表达中，遵循凝练、通俗、易懂、好听，富有音乐美感的特征。
比如，《诗经》第一首《关雎》写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四字一句，简洁明了，表现了古人入木三分的观察能力，以及驾驭语言的优势。
大圣人孔子有3000多名弟子，来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向弟子们更好地传播“儒家思想”，他要求弟子们在探讨问题时用“雅言”交流，要不然，大家各说各的方言，讲学和交流肯定无法进行下去。
孔子跟弟子之间的对话记录在《论语》里，《论语》里的每一句话，以洛阳方言写成，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普通话，也叫“官话”或“正音”，在全国通用，只要是读书人，都必须学会官话。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随之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政策，但在语言交流方面，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统一要求。
根本原因是，雅言在当时完全够用了，全国大部分人都能听懂雅言，也会说雅言，没有必要再在语言统一上浪费更多的成本。
两汉时期，全国通用语言没有做出大的调整，基本上沿袭了先秦时期的雅言。
隋唐时期，政治中心变成了长安，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自然要以长安方言为基准。长安方言被称作“秦音”，就是现在的陕西关中话。
历朝历代为了规范语言的发音，会指派一些学者，专门编撰相关书籍。在隋朝时，由陆法言编撰了《切韵》。
唐玄宗时期，学者孙愐主持编撰了《唐韵》，这两本书都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语言学著作，规范了隋唐时期全国通用语言的注音和发音。
宋朝是一个重视文化艺术的朝代，朝廷不惜花费人力和财力，建设了许多润泽后世的文化工程，以修订语言学书籍最有代表性。
从宋真宗到宋仁宗这几十年间，相继修订了《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韵书，对现代人研究古代汉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学者陈彭年、丘雍在1008年撰写的《广韵》最为著名。
《广韵》近20万字，是在隋朝《切韵》和唐朝《唐韵》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采用“反切法”给汉字注音，由此统一了人们发音的问题。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常用汉字，把各自的读音一刀切成两半，前一个字取声母，后一个字取韵母，然后把它们的读音拼在一起，就组成了另一个字的读音。
比如，“坛，徒干切”，采用了“徒”的声母t，以及“干”的韵母an，两者组合后就构成了“坛”（tan）字的读音。
古汉语的声调并不统一，只用平声和仄声来概括，用反切法注音虽然无法准确地标注出声调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天南海北的人在一起交流，人们还是能听懂对方的话。
例如，“吃饭”在现代普通话里的发音为“chī fàn”，在反切法里，山东人、河南人、陕西人因为语言习惯不同，在说“吃饭”两字时，音调上肯定有差别，陕西人会把“吃饭”读成“尺番”。
幸运的是，在《广韵》问世的数百年以后，经过一代代语言学家的努力，在现代普通话里已经完全解决了声调的发音问题。
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定都后，“南京话”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就是说，此时期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以及各地官员，都必须学会南京话，否则，连入仕的机会都没有。
南京话是在洛阳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跟“五胡乱华”导致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有关。
原来生活在西晋都城洛阳的王孙贵族，举家搬迁到南京后，带来了洛阳话，洛阳话跟当地方言不断融合后，产生了南京话。实际上，南京话早在东晋时期就做过官话。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话从此成为全国的通用语言，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梳理完中国古代数千年的语言变化规律之后，可以发现，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但各个朝代都制定了一套官方语言标准，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必须在语言上过关，否则，对个人前途有重大影响。
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是法令、算术、书法、文才、政论，虽然以笔试为主，但在答卷时，必须用官方指定的语言标准来答卷，若用方言来写文章，对不起，考生即使有经天纬地之才，连上榜的资格都没有。
古代官员要想在仕途上大展身手，也必须学会官方语言，尤其是跟皇上和同事交流时，必须使用官方语言，否则，皇上听不懂谏言，同事听不懂建议，对办事效率的影响很大。
一直学不会官方语言的官员，基本上一辈子只能在自己家乡做一个小官，晋升之路从此就中断了。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会不会官方语言对生活影响不大，毕竟，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形态下，许多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许不会出远门，跟外地人交流的机会很少，懂不懂官话并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