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山东招远打来的求助电话，让金山区档案人开始了一场为烈士正名的前后奔波、上下查找。
“真的历史不会被掩埋。这份宝贵的证明信，可以让70多年前英勇牺牲的父亲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重获他应有的荣誉……”5月12日上午，在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的会议室里，74岁的刘连珍带着一起从山东招远赶来的家人，向现场一批档案人送上锦旗，并哽咽着表达由衷的谢意。
上个月，一个从山东招远打来的求助电话，一个从《金山县志》上发现的姓名，让金山区档案人开始了一场为烈士正名的前后奔波、上下查找。眼下，他们终于找到了当年知情人李金书的子女，后者亲手书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为刘连珍父亲刘洪浩的烈士评定工作提供有力证明。
“这批人为共和国作出了突出贡献，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金山区档案局局长、金山区档案馆馆长、金山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秦骞表示，今年正值建党百年，这一场辗转查资料寻人的过程，正是一次学党史、办实事的过程，也让档案方志人进一步体会到自己肩头的使命和责任。
求助
今年4月16日，周五下午，临近下班时间，金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你好，我是山东招远的刘建玲。我在你们《金山县志》上看到了我姥爷曾经的领导‘李金书’的名字，请问能帮我联系上他或者他的家人吗？”
经了解，刘建玲的外公刘洪浩，生前是山东省烟台地区招北县第八区东良东北村（现烟台市招远市辛庄镇东良村）村民。他于1947年的春天秘密入党，在村里担任宣传员同时又是我党的秘密地下交通员，负责传达县区的指示及参与储藏物资和支前工作，当年农历十月初被国民党还乡团抓住，因被逼写自首书不从而遭到残酷折磨，最终惨烈牺牲，年仅31岁。当时，其小女儿刘连珍仅3个月大。他牺牲后，招北县第八区曾号召向刘洪浩烈士学习，区干部李金书多次到刘家慰问。
1949年，李金书调到上海工作后，仍旧挂念刘家，他曾在给刘家人的信中说，关于刘洪浩评定烈士的事可以来上海找他。1980年左右，李金书还为刘洪浩评烈写过证明材料，临终前，把相关事宜交代给了家人。但由于资料遗失等原因，刘洪浩的评烈工作一直进展艰难。所以，近年来，刘家想再次联系李金书及其家人。可惜，他们只有20世纪80年代李金书的书信地址，如今数十年过去，老房子早已拆掉，李家搬去哪儿，他们压根不知道。机缘巧合，刘建玲在《金山县志》上看到了李金书的名字，便想通过金山区志办找到李金书及家人的联系方式。
接到来电，金山区档案局（馆）、区地方志办公室十分重视，局党支部当即决定组建临时调查小组：建党百年之际，为烈士正名提供帮助，必须全力以赴。
但由于掌握资料太少，仅知道“李金书”的名字，调查组一时无从下手。理清思路后，他们先是翻阅1000余页的《金山县志》，终于在第565页的小注下找到了李金书的信息——“2.委员：姜宝源、韩平黎、蓝孝永、鲁军、邱民生、孙志政、王国成、郑英秋、文汉光、彭波、王村民、刘宗武、杨忠、王相臣、李金书、黄瑾、魏罗民、温彦、王仙洲、刘伟仁。”
原来，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李金书曾任金山县委委员。带着这个宝贵信息，调查组又到局馆二楼管理科查找档案，管理科同事仔细查找数字档案系统，终于找到了李金书仅有的两条任职信息，其中一条记录是，1953年8月27日被提拔为金山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委员。
追寻
4月20日，根据前期找到的线索，调查组满怀期待地分别联系了区委组织部、区老干部局、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但一无所获——这说明，李金书极有可能调离了金山，他的档案自然不会留在金山。
就在查找工作陷入僵局之时，《张堰镇志》主编梁向东老师传来了好消息：“我在梳理张堰党政领导红色故事的时候整理过李金书的相关资料。”调查组立马约请梁老师当面详谈，他带来一张手写稿，完整记录了李金书在张堰的工作轨迹。
至此，调查组基本理清了李金书在金山工作的轨迹：李金书，1949年8月—1950年5月，任中共金卫区委员会书记；1950年5月—1952年2月，任中共张堰区委员会副书记；1952年2月—1953年7月，任中共张堰区委员会书记；1953年8月27日，被提拔为金山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委员。
双喜临门！调查组又从刘建玲那里收到了一封更为详细的求助信（电子版），并得知20世纪80年代刘家曾到上海县“老四楼”找李金书写过评烈证明材料、1993年李金书去世等重要线索。“老四楼”是哪儿调查组不甚明了，但1992年上海县与老闵行区合并，成立新的闵行区，说不定闵行会有李金书的档案信息！调查组趁势而上，赶紧联系了闵行区档案馆，对方十分给力，很快提供李金书为数不多的信息，知道了他三子一女的姓名和当时他们的工作单位，可惜都没有联系方式。
4月21日，调查组向闵行区委组织部申请查找李金书信息，也是无果。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调查组再次联系了闵行区档案馆，对方又细致查找了一番，竟真得到了诸如李金书一九五几年调至上海县、1971年退休、1981年填写了离休干部审批表等相关信息，离休干部审批表中记录了李金书当时的家庭住址（当时的机关宿舍楼，现已搬离）和座机号码，拨打座机无人接听。
于是，调查组又查找联系李金书子女的工作单位，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其小儿子李岗的消息，并且打通了他的电话。李岗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电话，但当调查组同志说了刘洪浩事情并转发给他刘建玲的求助信后，李岗打消了怀疑。他说，那时自己才七八岁，依稀记得有人到家里找父亲写过评烈证明材料，但记得不太清楚，他要找二哥李昆核实，明天再给回复。
证明
等待总是煎熬的，好在这份煎熬并未持续多久。
4月22日，李岗向调查组提供了李昆的联系方式，说“二哥年长，清楚这事”。调查组同志立即拨通了李昆的电话。李昆反馈说，刘建玲的求助信内容属实，父亲也的确曾为刘洪浩写过证明材料。当时已参加工作的李昆，就在父亲身边参加了接待，并为父亲读了一遍证明材料，所以至今还记得材料里的大部分内容。他表示，自己可以重新再写一份，如有需要，刘家人也可以来上海找他见上一面。
当调查组把消息告诉刘建玲时，她和家人十分激动，很快带着姨母刘连珍赶到了上海金山，并见到了李昆及其家人。双方见面时，李昆讲述了父亲李金书的工作经历，回忆了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为刘家人写证明材料的详细情形，并把自己重新写的证明材料正式交给了刘连珍等人。而刘连珍则哽咽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说：“母亲晚年一提起父亲的遭遇就泪流满面……如今，在金山区档案局和李昆先生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完成了母亲生前的嘱托！”她和家人还向金山区档案局送上了“档案为民 志鉴初心”的锦旗。
眼下，虽然刘洪浩烈士评定结果还没出来，但其家人坦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如今并不是为了烈士家属的待遇，而是为了获得一份认可。在这次寻访过程中，父亲的英勇事迹得到了知情人的证明，对家人已是一种安慰，对父亲也是一种告慰……”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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