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曲线救国”这个词，却不是真正的爱国人士发明的。最早发明这个词的人，站到了抗日的对立面，成为日军的走狗！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向日军卑躬屈膝，甚至带着军队投敌，然后成为伪军，反过来攻击抗日军民。他们为了诡辩自己的叛徒行为，在遭人质问时自称“曲线救国”。
最早发明“曲线救国”的人，是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1940年，他手底下一支部队向日军投降，因为是自己地盘上出的事，他不得不给蒋氏发封电报解释：“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实施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
这已经不是“当了婊子还立牌坊”的范畴，都已经卖国求荣当叛徒了，居然还能被张荫梧编出个“曲线救国计”，是不要脸到何等程度，才能做出叛国之事还如此堂而皇之？
其实张荫梧这封电报是非常投机的！其电报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被日寇打击得实在难以支撑；二是因“与八路不两立”才导致孤立无援；三是投降是假，保实力待时机成熟给日寇重大打击是真。
曲线救国理论一出，蒋军部队纷纷跟风，特别是处于敌后、交叉地带的部队，人人喊“曲线救国”，转投日军当起了伪军。
由于有了“曲线救国”的理论支撑，投敌开始肆无忌惮，第1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率部投敌、第6集团军独立第3旅旅长谭松艇率部投敌、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兼第一路游击总指挥李长江于苏北率领所部8个支队投敌、第33师副师长兼团长潘干丞、鲁苏战区独立团团长刘湘图于苏北率部投敌......
似乎“曲线救国”式的投敌叛变成了某种“共识”，蒋氏很多高官对此有过经典评论，其中鲁苏战区副司令沈鸿烈有个口号：日可以不抗，匪不可不打；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匪。山东主席牟中衍甚至对自己的部下说：“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还能收留；干了八路，重庆就永远不会原谅了。”
这两个高官揣摩上意相当准确，尤其牟中衍的话可谓一语中的，那些年参加“曲线救国”的蒋军部队，在日本投降后，居然真的都被蒋氏悉数收留，那些带队投敌的将领竟也继续享受着高官厚禄。
他们真的“曲线救国”了吗？当然没有。
他们成了日寇的鹰犬，开始倒转矛头残杀我抗日军民，特别是针对敌后武装的打压，制造了多起惨案。
其实只有在那样特定的历史背景，才能产生如此“曲线救国”。究其背后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这些投敌的部队，大多数都是旧军阀遗留部队，名为蒋军部队，其实蒋氏缺乏对他们的实际控制。他们之所以要买蒋的账，主要是需要他的委任和军饷。
二是地盘意识，让投日成为最好选项。这些部队将领多数认为，如果地盘处于被占领区或战役区域，那么他们要对付抢地盘的日军，日军明显打不过。投降后，地盘多数利益还是自己控制的，而且对付八路军的压力骤减。
三是投日当伪军后，不用去对付蒋军。只要稍微跟八路军新四军搞搞摩擦，这样一来还能得到蒋的认可，不会遭受猜疑排挤。
四是“实力不允许”。这些旧军阀部队多数认为，武器装备好、人又多的蒋军嫡系都对付不了日军，自己为什么要拿出家底子去跟日军拼命，所以“明哲保身”，来个“曲线救国”。
五是投敌后不用打仗。地盘上，日军是主子，还可以和八路军保持合作，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向百姓征收税费。对蒋军这边叫“抗日税”，对日军那边叫“治安税”，何乐而不为？
每每读到这样的历史细节，令人扼腕痛惜。唯有自强，悲剧才不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