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日报-川观新闻
川观新闻记者 王成栋 王代强
部分图片 杨树 郝飞
“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呈快速优质增长，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10月8日，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用事实再次提醒世人：大熊猫已不再濒危。从1983年正式列入濒危物种算起，大熊猫“濒危了”近40年。
10月7日，雅安宝兴县城30公里外邓池沟内，一群远道而来的游客对着大熊猫科学发源地拍了又拍。152年前，从这里出发，大熊猫从传说中的猛兽具化成现实的憨态可掬的“滚滚”，萌动世界。
时间，总会在不经意间留下岁月的痕迹。岁月，又总在时间的流逝中把一些记忆转化成永恒。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成立的日子，我们共同回望过往152年的四川大熊猫保护之路。
1
“我的家乡在哪里”
“请允许我用一首国歌的名字来形容我们的处境：何处是我家。（注：捷克国歌名《何处是我家》）”
1940年，当纳粹飞机划过伦敦上空时，悲愤的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在信中哀叹。这位英国人口中的“我们”，包括了一只传奇大熊猫——明。
1937年，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在四川捕获了一只不满一岁的大熊猫，命名为“明”。随后，在抗日烽火中一路向南，历经磨难抵达香港，再启程转运，最终抵达伦敦动物园。这是活体大熊猫第一次踏上英伦三岛，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前来探望的市民中，有一位十来岁的小姑娘，她就是日后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大熊猫“明”当上了摄影师（1938年）英国著名摄影家伯特·哈迪 摄
如同本节的开头，1940年代的英国上空，纳粹军机不断袭扰。憨态可掬而又淡定坦然的“明”，成了不少英国人熬下去的心里寄托。1944年的冬天，一个风雪之夜，“明”最终逝去。这一消息很快震惊英国社会。一向庄重严肃的《泰晤士报》特别发布讣告，其中提到：“她（明）曾为那么多心灵带来快乐，她若有知，一定也走得快快乐乐。即便战火纷飞，她的离去依然值得我们铭记。”
大熊猫“明”来源 封面新闻
“明”的故事，有一个残忍的开头和还算温馨的结尾。但它的其他老乡们，则没有这么好运。
实际上，这样的盗猎偷运行为，自1869年开始变没有停止。那一年，法国人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的发现——这位法国传教士兼生物学家确认，当地人口中的“白熊”，实际上是一种从未科学命名的动物。它的名字，是大熊猫。
阿尔芒·戴维发现并命名大熊猫后的第二年，大熊猫标本在巴黎自然博物馆一经亮相变轰动西方。随后，西方探险家涌入四川，四处捕获大熊猫活体或者标本。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跟踪大熊猫》的作者罗斯福兄弟与它们猎杀的大熊猫。他们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1929年，他们深入凉山，手持合法的“游猎”护照，在大小凉山山系日夜追踪。最终，他们猎杀了一只成年大熊猫，随后制成标本送给芝加哥博物馆。
就在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运走“明”的1937年，第一只以活体形式抵达海外的大熊猫“苏琳”亮相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那一天，动物园涌进了5.3万游客。随后，大熊猫“美美”也被带到美国。“苏琳”和“美美”的家乡，皆在汶川。带走它们的人，是露丝·哈克尼斯。
1938年和1942年，“苏琳”和“美美”先后死去。只是，直到去世后的解剖，露丝·哈克尼斯才发现，这对她眼中的雌性大熊猫都是雄性。
及至1949年的80年间，外国人来华以各种名义捕获、盗运大熊猫的个案不少。不完全统计，仅1936年至1946年，外国探险家以各种名义从四川运出的活体大熊猫就达16只，而流往西方博物馆的大熊猫标本，则超过70具。
如同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的哀叹一样，从1869年到1949年，彼时大熊猫们的追问也是：何处是我家。
2
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
“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们自己。”
1984年，歌星程琳登台，开口刚唱上几句，舞台前的募捐箱便已塞满。这是“拯救大熊猫”行动的一个缩影。
1963年，为保护大熊猫，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卧龙、雪宝顶、喇叭河、黑水河和蜂桶寨5个自然保护区。但大熊猫的命运翻转，还是在1983年。
这一年初春，美国人乔治·夏勒背着书包走进卧龙。喝了半斤苞谷酒后，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动物学家再也扛不住，一头倒在木板床上。刚刚睡着，床就塌了。接着，寒风灌进他的鼻孔、腹腔。夏勒这才明白，卧龙人请他喝酒，还有更深的用意：这里用碎石和木板叠成的墙壁，缝隙比孩子的手指都粗，是挡不住川西北的寒风的。
夏勒此行，受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前往卧龙与中方科学家一起搭建一个野生大熊猫科研机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前身）。等在这里的，是两个中年四川汉子。
时年47岁的资中人赖炳辉，从地处攀枝花的普威林业局调任到不以砍树为生的卧龙，赖炳辉不解其意。路过成都时被原省林业厅领导叫去谈话，他才知道自己要去组建一个新的机构：卧龙特别行政区。
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也是第一个为保护大熊猫设立的特区。
第二个四川汉子，是比赖炳辉年长7岁的开江人胡锦矗。托常年野外调查的福，他已是当时四川乃至全球对大熊猫了解最多的人。
让他们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王彦鹏和58岁的四川日报记者陈能文。
1983年的春天，王鹏彦在卧龙的山道上发现了饿昏的大熊猫。几乎同一时间，围着红星路转了大半辈子、已经58岁的陈能文在下乡时发现，邛崃山系的箭竹大面积开花，并向其他栖息地蔓延。而箭竹一旦开花，就将枯死，大熊猫便面临口粮危机。
竹子开花 资料图
当年7月7日，由陈能文采写的《竹子开花 忙坏专家》刊登在四川日报。有人说，这篇三百来字的短消息，是大熊猫求救的“鸡毛信”和“动员令”。
陈能文（左一）
这一年，偌大卧龙的野生大熊猫数量，只有75只。
赖炳辉再也不觉得自己没用了，他每天都操着四川口音接待海内外媒体恳请支援，顺便鼓励专家们继续攻克人工繁育大熊猫技术。1986年8月12日，人类历史上第一只人工繁育成活的大熊猫“蓝天”诞生在卧龙核桃坪基地，那一天，赖炳辉彻夜守候在“产房”外。
赖炳辉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首只人工繁育大熊猫“蓝天”合影
躲在山上的夏勒和胡锦矗随身带着注射器和营养液，发现饿晕了的大熊猫便“就地行医”。胡锦矗还抽空打了一场笔战，那篇著名的《大熊猫东迁宜慎重》算是给风雨飘摇中的箭竹四处开花的川陕甘栖息地吃下定心丸——当时，学界有不少人主张把捕获的野生大熊猫送到清朝光绪年间还有大熊猫分布的神农架林区。
1982年9月30日，在硗碛乡，大熊猫产下一只幼崽，幼崽在母亲怀里发出咩咩叫声，拍下大熊猫野外产子的罕见画面。高华康 摄
1984年7月23日，在宝兴县蜂桶寨乡发现一只患病大熊猫。拥有丰富经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王帮军带领五六名当地村民，趟过齐腰深、水流湍急的宝兴河，将大熊猫营救回保护区。高华康 摄
没有人能抵挡大熊猫的魅力。
全国各地的粮票和捐款堆满了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15号省林业厅大院，职工每天上班都要背一麻袋信件回去分拣，人人每天都要抽空给捐款人写回信。由于信件实在太多，政府不得不登报上广播录视频，呼吁大家汇给指定账户。
捐款抢救大熊猫 图据《大熊猫志》
国外的热度同样不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几乎同期抵达的大熊猫“永永”“迎新”，几乎抢了首次参赛的新中国代表团的风头。这对以借展形式前来的“化缘”大熊猫，半个月内便赚得门票30万美金。而它们此前寄养的北京动物园当年的门票总收入是：1万美元。
不要嫌贵，因为这样的借展也只有这么一次。1985年，中国政府根据大熊猫资源情况和CITES公约精神，停止对外赠送大熊猫（包括交换、商业借展），而改由合作研究的形式对外提供大熊猫。
1990年，鉴于川陕甘三省的大熊猫栖息地内箭竹长势恢复稳定，中央政府宣布“拯救大熊猫”行动全面结束。
1988年秋季，宝兴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员工李武科在家里喂养两只野生大熊猫幼崽的场景。正在吃奶的一只幼崽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高华康 摄
3
这里是他们永远的“新家”
“建成以后，这里将是他们的永远‘新家’。”
2002年，雅安。一次大熊猫的论坛上，48岁的副市长孙前提出要建国家公园。这位曾被黄石国家公园深深吸引的四川汉子，一直念念不忘把这套模式搬回雅安。这也是四川有记录的首次提出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什么？
话要从头说起。法国人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发现并命名大熊猫的三年后，美国联邦政府正式批准设立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地形态，由此，也开创了一个物种保护新范式。而受苏联自然保护理念影响，及至党的十八大以前，自然保护区仍是中国珍稀物种特别是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的主要手段——四川大地上，迄今仍有46个以大熊猫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如果算上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各类保护地，则大熊猫共计栖息在四川95个保护地内。
2014年，还是雅安。在“4·20”芦山地震后的灾后重建方案上，首次出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提法与概念。只是，这个构想区域限于雅安一地。
更高层面的规划彰显更大气魄。2016年4月8日，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随后，剑指整合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熊猫主要栖息地设立国家公园。
2016年度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内出生的23只大熊猫宝宝集体亮相。一只大熊猫宝宝不小心掉下台子，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帮扶。张磊 摄
2018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12只新生大熊猫宝宝亮相。川观新闻记者 郝飞摄
在四川，这个区域高达2.01万平方公里，其中野生大熊猫栖息地面积1.44万平方公里，划入区内拥有野生大熊猫1205只。划入的栖息地面积、种群数量分别占四川总量的71.26%和86.88%。区域内，共分布着29个自然保护区、1个自然保护小区、14个风景名胜区、13个森林公园、地质公园4个、2个自然遗产、16个森工、37个林场。随后，勘界划界工作全面启动，大熊猫的“新家”以制度和新模式的方式，正式确立。
神树坪基地的熊猫。 川观新闻记者 杨树 摄
一只“吃货”滚滚，躺在地上进食。 川观新闻记者 杨树 摄
2018年10月29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四川成都挂牌。此后的近三年时间里，整合保护地机构人员、调整划分功能分区、退出矿山电站、引导农户转变生产方式……一条以国家公园为主导的保护地体系之路，快马加鞭。而今天，大熊猫公园正式宣告建成，又一个阶段性旅程宣告结束。
只是，宣告成立之日，有些人还在，但有些人已经看不到了。
对了，当年发现大熊猫挨饿的王鹏彦，至今仍以卧龙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卧龙河畔工作。
38年后，乔治·夏勒最知名的身份已经换成了雪豹研究专家，新冠疫情爆发前，他还穿行在四川的山谷里。
90多岁的胡锦矗，闷在南充的教研室里，一如当年的沉默钻研着自己的课题。弟子们有空跑来聊天，话题仍然是大熊猫。
90多岁的陈能文还在写作，主题，仍然是大熊猫。他说，快退休的年纪轰轰烈烈一场，便没白过这一生。
赖炳辉已在2019年作古，遗体告别仪式放在了八宝山殡仪馆的“竹厅”。中国首任熊猫特首，乃至中国首个特区的特首，最终在下半生缔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本文来自【四川日报-川观新闻】，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