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总统特朗普就职百日内，先后两次签署行政令限制穆斯林入境，首份行政令包括120天内冻结难民接收项目、90天内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索马里、苏丹）的普通公民入境、对叙利亚公民无限期停发签证和停止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禁令生效一周后被联邦法院暂停。之后，他签署第二份行政令，将伊拉克移除被禁国家名单，把无限期处理叙利亚难民申请调整为120天内禁止。新禁令目前处于听证会程序中。
散布伊斯兰威胁、攻击穆斯林难民，是特朗普一以贯之的政治动员手段。他把行政令称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指责法官叫停第一份禁令将“置国家安全于危险境地”。其实，伊斯兰极端组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威胁美国本土安全：一是用网络宣传手段鼓动本土恐怖分子；二是中东“圣战”分子渗透入境。特朗普计划阻隔的是后者，但威胁美国民众安全的是前者：本土成长、境内激进化的恐怖分子。
假设911事件后，美国便实施特朗普禁令，那么，过去15年能阻止多少起恐怖袭击，能避免多少个平民死亡？答案是零。
据美国“兰徳”智库专家布赖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的统计，911事件至今，与“圣战”意识形态有瓜葛的恐怖分子共在美国实施16起恐怖袭击，有7起造成平民死亡，但这7起袭击的施暴者没有一位来自特朗普禁令中的七个国家。此外，成功制造的袭击事件以及被警方挫败的袭击图谋，总共涉及147名“圣战”恐怖分子，其中，105人是美国公民，20人持有合法的长期居留证。换言之，85%的“圣战”恐怖分子都是出生在美国或者长期居于此。
至于难民的威胁，据“人权观察”组织项目主任比尔·弗莱利克（Bill Frelick）的数据，15年内，美国重新安置了近80万难民，仅有3人因为企图制造恐怖袭击而被逮捕，概率为每10万0.375人，而美国2016年的暴力犯罪率是每10万373人。
穆斯林难民并不会威胁本土安全，但被想象成潜入美国发动“圣战”袭击的特洛伊木马。特朗普本想将威胁因子统统拒之门外，却反而迎合了伊斯兰极端组织招募战斗人员的宣传策略，把普通穆斯林推向恐怖组织的“怀抱”。
恐怖主义的错觉
关于恐怖主义错觉的首要来源，是夸大了其造成死亡的概率。实际上，这个概率只有1/350万。然而，美国人因枪击犯罪而死亡的概率是1/1万，尽管某些恐怖袭击也是枪击犯罪。因家用电器出事故而死亡的概率是1/150万，因空难而死亡的概率是1/290万。美国平均每年发生1.5万起谋杀。每年还有6000人因开车讲电话或发短信出事故死掉。美国人更可能死在浴缸里（概率是1/95万），而不是被恐怖分子杀死。
正如《恐怖、安全和金钱：平衡国土安全的风险、利益和成本》一书的两位作者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和马克·斯图尔特（Mark G. Stewart）用“国王的新衣”来描述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夸张想象，“美国人似乎已经内化了关于恐怖主义的焦虑感，它取代了过去数十年关于共产主义的忧虑。这种极度夸张的错觉，可能是不间断的”。
错觉的第二个来源，是将近年来西方恐怖袭击的主要施暴者，所谓本土“独狼”，错误的等同于“圣战”分子。“圣战”（Jihad）来自阿拉伯语。伊斯兰恐怖组织经常使用这一字眼为其对伊斯兰教敌人进行的暴力活动辩护，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本土“独狼”中，只有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鼓动的才是“圣战”分子。
回到“恐怖主义”概念本身，学界的定义各有千秋，但都基本同意“这是针对平民、非战斗人员和无辜者的暴力行为”。恐怖主义并不指向任何意识形态与宗教，历史上既存在左翼“红色恐怖”，也存在右翼“白色恐怖”。
“独狼”（lone wolf）的比喻，起初是90年代两位白人至上主义者亚历克斯·柯蒂斯（Alex Curtis）和汤姆·梅茨格（Tom Metzger）用于种族主义宣传，他们设想本土、小型、单独、隐蔽的恐怖活动，煽动“日常的匿名的个体或者小团体攻击政府或其他目标的行动”。
20年前，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主要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策划。以1996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为例，一是约翰·乔治（John George）和莱尔德·威尔科克斯（Laird Wilcox）合作的《美国极端主义者：民兵、种族至上主义者、三K党徒、共产主义者等》，他们认为，当今大多数激进组织属于右翼而不是左翼。另一本是迈克尔·巴肯（Michael Barkun）撰写的《宗教与种族主义权利：基督徒认同运动的起源》，本书研究了小规模但却极恶劣的基督徒认同运动。作者认为，白人至上神学理论源于19世纪的一个叫做英以主义的晦涩理论。他还解释了基督徒认同运动与当代的雅利安国家、地方武装团队、三K党等组织之间的关系。
然而，911事件后美国媒体针对恐怖主义的报道都被反恐战争的政治格局所塑造。“恐怖主义”、“独狼”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境开始暧昧、模糊、偏狭，乃至最终指向伊斯兰主义与穆斯林群体。
是其他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消失了吗？并没有。但在报道白人至上主义者施暴时，媒体用“仇恨犯罪”（hate crime）取代恐怖袭击，用枪手（gunman）、袭击者（attacker）取代恐怖分子。
据智库“新美国”研究中心的统计，911事件以来，极右翼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一共造成51人死亡。其中包括：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堂枪击案，白人至上主义者Dylann Roof 枪杀了9名非裔美国人，认罪时声称是为了点燃种族战争。2012年威斯康辛州白人至上主义者Wade Michael Page在锡克教寺庙枪杀了6个人。2010年在奥斯汀发生过一起驾驶小型飞机的自杀式袭击，造成袭击者在内的2人死亡。由于上述施暴者是白人、非穆斯林，他们没有被报道成“恐怖分子”。
其实，中东恐怖组织根本就不用向美国本土输出、渗透恐怖分子，因为其境内就存在恐怖组织，比如：3K党、新纳粹组织、种族主义光头仔团体、基督认同组织。显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没有感到生命受威胁。
“圣战”分子的动机复杂
美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前副主任保罗·比勒（Paul R. Pillar）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在遥远战场的军事胜利并不必然减轻本国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因为发生在本土的恐怖袭击并不一定都同‘伊斯兰国’有密切联系，或者接受过海外组织的训练，可能仅仅联络松散的外围人员。”
保罗·比勒揭示的一个事实是：本土“圣战”分子与中东恐怖组织的联系可能是微弱而稀薄的。他们在美国出生、受教育或者长期居住，大部分通过网络接触伊斯兰极端、激进思想，他们本身可能疏离社会、携带犯罪记录、有着家暴倾向，经历各自人生的失落与挫败。以911后美国最严重的三起“圣战”恐怖袭击事件为例，施暴者不是中东恐怖组织渗透境内的战斗人员，不知晓他们的“自我激进化”时间点是接触网络上“圣战”宣传前还是后，也很难确认他们的暴行是否完全是出于宗教动机与目的。
2016年，美国奥兰多枪击案
2016年奥兰多枪击案，恐怖分子Omar Mateen在一家同性恋酒吧枪杀了49人。他在自杀前电话告知警方效忠“伊斯兰国”组织，但警方并未发现证据表明他与“伊斯兰国”有实质接触。从过去修习宗教仪轨的记录来看，他至少不是仪式上虔诚的穆斯林。他曾家暴妻子，使用同性恋交友软件，去过几次作案酒吧。他究竟是出于“圣战”意识形态，还是无法接受同性恋倾向的自我厌恶感，而采取极端残暴的行动，仍是谜团。
2015年，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
2015年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一对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夫妇枪杀了14人。妻子在袭击那天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而丈夫曾与两个基地附属组织的战斗人员有私人接触。他们因网络宣传煽动而转向激进化的时间，早于“伊斯兰国”组织出现。
2009年造成13人死亡的美军事基地胡德堡枪击案更加复杂，在是否定性为恐怖袭击上仍存有分歧。作案者是胡德堡军事基地的精神科医生Nidal Hasan，他是虔诚的穆斯林，也是专业素养上得到肯定的军医。他曾为从中东战场的大批美国士兵提供心理辅导，抗议穆斯林群体在军队中被歧视，质疑美国在中东的反恐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作案前他为被派往中东的任务而沮丧。他在开枪时有意回避了平民，只把目标瞄准军人。
显然，政治人物与社会舆论拒斥动机上个体层面的解释。因为微妙的理由，比如精神疾病，事业困境，童年创伤，酒精、毒品和金钱问题等等，让敌人面孔更加疏远而难以捕捉，甚至引人同情。然而，公众需要清晰而容易锁定的敌人，比如“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这些是可以打击、空袭甚至摧毁的对象。此外，死在精神失常者的枪下似乎不那么“高贵”，但如果说是“圣战”分子，则死者是反恐战争中的“殉难者”。同时，临时宣称效忠“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或许他们是“真诚而忠实”的追随者，但是否也存在死前把罪行与一个“宏大”的目标与“厉害”的组织相挂钩、蹭一个“殉道者”名声的心理呢？
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因种种原因不被提及，一个方便的解释“个体被招募、激进化以及被引导去行动”广为接受。
危险政策
在指出穆斯林禁令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之前，有两点需强调：一是美国总体接收难民的数量很低，针对难民入境已经有一套严密的审核程序，大概经过两年的漫长过程；二是恐怖分子个体层面动因的挖掘并没有弱化“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邪恶与暴力，只是为了揭示复杂的事实与不方便的真相。
穆斯林难民寻求美国庇护，正是为了逃离恐怖主义。穆斯林群体是恐怖袭击的最大受害者。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The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记录了2001年至2015年共85000起恐怖主义案件，超过20万人死亡，平均每年有5000起，单2015年就发生15000起。这15年内，73%的恐袭与78%的死亡分布在以下十个国家：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印度、伊拉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索马里、叙利亚与也门。46%的恐袭与超过50%的死亡，发生在三个穆斯林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如果美国疏离、拒斥这批穆斯林难民，无疑是将他们推向更加悲惨的境地。
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是社会上的“脆弱”个体，这些个体需要一个宣泄不满的管道。恐怖组织通过在互联网上灌输极端思想与鼓动极端暴力，吸引这些灵魂饱受痛苦的自我筛选的听众。
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乐见的，是西方世界与穆斯林群体的关系破裂，对抗与冲突严重化。被美国无人机暗杀的激进派穆斯林教士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在散布极端思想时，教唆西方青年穆斯林“永远不要相信异教徒。异教徒的首领正在谋划杀死这个宗教，他们日夜在盘算”。这类煽动性言论所等待的，正是一个类似于穆斯林禁令的政策。
在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与穆斯林禁令的“鼓励”下，白人至上主义者随之起舞。今年2月14日，堪萨斯州奥拉西的酒吧发生枪袭事件，一位印度裔工程师中枪而死，这位白人恐怖分子行凶时高喊“滚出我的国家”。
相信特朗普一定让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默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