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不容辞赴三线
1966年2月初，鞍钢召开科级以上干部大会，我亲耳聆听了冶金工业部老部长、时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王鹤寿同志作的报告。他代表鞍钢提出当年的奋斗目标是“五朵大红花”，其中第一朵大红花便是“鞍钢包建水城钢铁厂”，要求用一年半时间，建成生产能力年产五十万吨生铁的水钢，以确保国防军工工业之需。
5月初，鞍钢申德俊部长找我谈话。他说，陶惕成副总经理挂帅“鞍钢包建水钢”的总指挥长，需要选择得力秘书，你被选中了，怎么样？我毫不迟疑地说，共产党员听从党分配，跟随高级干部工作是我的荣幸，建设“大三线”义不容辞。随即参与了鞍钢包建水钢的一些具体工作。当时，我任冶金工业部鞍山钢铁学校团委书记，中央“五一六”通知后，学生首先起来闹“文化大革命”，党政工团负责干部均被贴大字报，看管起来进行批斗，我一时不得脱身。其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学生都到北京去受接见，并到全国去串联了。我始得脱身，离鞍赴水。
到青杠林林场（建设水钢）会战总指挥部后，我在陶惕成总指挥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与负责分管规划、设计和人事教育工作的副总指挥长刘剑萍先生床对床住在泥糊柳条、油毡盖顶的简陋斗室内，负责协助他完成陶总交办的有关规划、设计、队伍调进、设备撤搬运、建设物资调进和建设资金等方面工作，向国家计委、冶金部、铁道部、物资部、财政部、鞍钢公司等上级部门报告工作情况及上情下达文件、请示、报告、指示等工作，并承担工程进展情况的现场调研，撰写简报以供陶总在每天上午十点碰头会上参考（主要是各分管副指挥长和各处办领导参加，检查落实，凡未完之事，不准过夜）。我亲历、亲听、耳闻目睹陶总、剑萍先生等主要领导身先垂范，费尽心血的“革命加拼命”精神，十分敬佩，对他们伟岸高大的形象肃然起敬，一直视为学习的榜样。
中央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的重大战略决策
1964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北京作出决策：抢建战略“大三线”。毛主席发出号召：“三线建设要抓紧，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5年11月3日至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偕同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程子华等中央和西南局领导到西南大三线进行视察，走遍了三线建设现场，充分肯定攀枝花是建设钢铁基地得天独厚的理想场所。1965年11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陪同下视察贵阳，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陈璞如在汇报中说：“攀钢和水钢建成后，能为大西南建设提供雄厚的军工和民用钢材，成昆、贵昆、川黔铁路建成后，不仅解决大西南的铁路运输，而且与全国铁路沟通联网。”小平同志听后作了重要指示。其时，大西南上述三条铁道正调集20万铁道兵及基建工程兵实行大会战，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任总指挥，副司令员郭维城任副总指挥。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设在安顺。
小平同志在贵州期间实地察看了六枝至水城段的建设工地和六枝煤矿的地宗矿井，看望了日夜奋战的铁路和煤矿职工，听取了贵州省委的汇报，并为即将竣工的“关寨站”题了字。
11月26日至12月6日，在云南省视察期间，邓小平、李富春数次召开大三线建设汇报审定会议，进一步解决大三线建设中的问题。据陈璞如同志回忆，在昆明会议上，邓小平强调要建设“硬三线”的方针，不搞钢铁就是“软三线”。
这就是要把农业基础搞好，粮食做到自给自足，钢铁厂建设要抓紧，保证加工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需要，其他配套系统也要相应地做好安排，一旦战争打起来，在被分割的情况下也能独立作战。
水城钢铁厂的建设以及由鞍钢负责包建的决定就是在这次昆明会议上作出的。
其时，说干就干，立即从华东、东北、华北、中南等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大行业、各大部门的厂矿企业调迁数百万实业干部、技术人员和基建、生产老工人骨干，紧急奔赴大三线。
水城钢铁厂（公司），时称水城603工程。初定规模年产50万吨生铁，后调整为“八五三”（即80万吨铁、50万吨钢、30万吨钢材）。
文/杨富照
总值班：杨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