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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走过，中日关系还会怎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方清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现在从北京到东京，每天都有数十个直达航班，只需飞行三个多小时。然而，近年来在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之路上，我们却走了很久。”这番有些语重心长的感慨，出自李克强总理在到访日本前发表在日本媒体上的署名文章。
这次对日本的访问，是他自201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以来的首次，距离上次中国总理正式访问日本，则已经过去了7年时间。当地时间5月9日下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时，李克强再次感慨道，“这对于两个近邻又是世界重要经济体来说，时间的确太久了。”
也正因为这些年来中日关系的曲折起伏，现在两国关系走向正轨的局面才更值得珍视。5月8日至5月11日李克强应邀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无疑是中日间政治互信增强的一个明确信号，也是接下来中日关系的“确定性”回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当年，这项条约签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明确提出发展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中日关系的确定性才能有可靠保障。
但事实上，条约签署之后这40年来，其“法律之要义”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遵守，中日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遭遇着各种波折和不确定性。很多民众都会以为，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的存在以及纠缠不清是导致双方出现摩擦甚至是对峙的主要原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刚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经济发展的强大内生需求让两国的经济合作长期走在政治关系的前头，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冷经热”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鲜明特征。
与之相对应的是，紧密的经济联系和频繁的民间往来并没有能够有效拉近两国间的心理距离，反倒是因为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摩擦和冲突让信任裂痕越来越大，两国民众对于彼此国家的好感度也在下滑。终于在2012年日本政府推动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后，中日关系掉进了 “政冷经冷”的僵局。在一些区域和全球议题上，日本政府甚至成为与中国直接叫板的“全球排头兵”“价值观代言人”，两国间形成了竞争对峙趋热、协调合作趋冷的氛围。
如今中日关系终于在一番曲折回环中艰难走向正轨，接下来摆在双方面前的问题则是，如何增加两国关系的确定性，让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李克强在与安倍晋三共见记者时也提到，双方确认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以实际行动体现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可以看出，中日高层对于两国关系积极向前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清晰而明确的。只是这么多年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困境也正在于 “知易行难”，面对着依然没有找到有效解决方案的老问题，以及由于全球格局变化带来的新问题，中日间需要有一些新思维、新办法，以及新环境。
不久前，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曾提到，中日之间应借鉴二战后德国和法国关系发展的历史，当年两国能够达成和解“是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问题上都做出了努力，消除了分歧”。
如今南海局势总体平稳、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也出现了有望融冰的态势，在“亚洲世纪”的高预期下，早就不缺乏经济动力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正面临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局面。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在合力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上不仅责无旁贷，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之举。
当然，由于体制差异，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干扰，中日之间和解的达成与信任的增进需要双方有更大的智慧和决心，以及更开放包容的心态。中日间不仅要在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基础上调整外交思路和政策，还需要为解决新老问题创造一个“舒适区”的整体环境，其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教育、传媒和民间交往等等，甚至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中日两国相互间除了要形成去对方国家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物质和硬件便利，还要在心理上也增加这种舒适感，减少一些没有依据的猜忌和疑虑。否则，总抱着将对方看作是仇人和威胁的心态，不能形成对彼此的“正常化”心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正常化的中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