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10月27至28日，由复旦大学、日本创价大学主办，中华日本学会协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承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践——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暨池田倡言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荣华在研讨会上做主旨报告，现摘编如下：
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说到底是两国能够实现和平共处。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的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和平共生”理念的阐述。关于“和平共生”，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经典著作中对此也有相当多的阐述。“和合”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在中国文献中，“和”指和谐、和睦、和平,“合”指融合、结合、联合、合作。中国的先哲们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们认为，不同事物在差异中相互协调并进，才能万物繁茂生长。相反，如果只有同类事物聚合，排斥他类，就会窒息生机，难以创新。他们进一步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就是要在“不同”之中求“和”；先有“和”，而后才能“合”。由此得出，“共生”以“和合”为前提，即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互利竞争，达到共同发展。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互补性和利益冲突，而作为个体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又必须与他人合作，这导致了共生的可能。
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认为，各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美，珍惜和守护这种美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不同文化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和吸收对方的长处，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中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共生，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可以说，“美美与共”是“和平共生”的又一种表述。
纵观当今国际社会，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界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其中，上海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镇，近些年创造性的发展了“国际和平共生理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的“上海学派”快速发展，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可喜成就。
“国际共生”已经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而被应用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际共生论”不仅符合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生再到和谐共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逻辑，还符合中国外交政策的总体发展规律，更能将中国目前所倡导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起来，建构既具中国特色、也具世界普遍意义的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的共同体，从而实现整个国际体系从共存到共生的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当前以及今后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商”是上述三个原则中最基本的前，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时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遇到问题商量着来，通过对话来解决，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建设什么以及获得什么的问题。
中国外文局与日本言论NPO共同组织的中日舆论调查结果刚刚发布，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上升至四成。我认为，中国民众对日本好感度的上升不仅仅来自两国官方关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对日友好的民间基础在扩大。随着大量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购物、体验日本优质的服务，中国民众改善对日印象也在情理之中。
在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对于中日两国民众而言，“民心相通”也是两国民间友好的基础。希望有更多的日本朋友能够来中国，或参观、或旅游、或留学，只有来中国看一看，同中国老百姓面对面的交流，同中国的专家学者进行坦诚的对话，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将会改善。
中日两国政府有政治智慧、民间有民意基础。近些年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以及四点原则共识的指导下，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中日关系的转圜来之不易，需要各界人士再向前推进一步。中日两国从政府到民间积极努力，中日关系不仅仅要克服当前各种认知和理解障碍，更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共生”，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做出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荣华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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