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
“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第二办公室”。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面包、果酱、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