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跟整个世界是一体的。比如我走到街上做创作，会觉得像是我家后院一样，想弄就弄，不会觉得这是外部世界，也不会觉得我正在通过艺术与它建立联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极度的自我，自我到完全忽视外界。”
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毕业后半年多，葛宇路搬到了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有时候要到市区跟人聊艺术项目，打顺风车去，只要几十块钱。冬天在宋庄喝完酒，他让朋友把他捎到河边，踩着结冰的河面，走几分钟就到家了。
葛宇路觉得，这样的位置正合适。
2017年夏天，他因为一块在无名路上挂了四年的假路牌而“一战成名”，又因为学校的处分而登顶微博热搜。媒体的热捧、学校的压力以及毕业季的迷茫混杂在一起，将他团团围困。那段时间，葛宇路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随时拿起都能接到媒体的电话，“几乎用不了”。学校的处分让他失去了一份之前早已确定好的教职，户口和编制没了，他感觉自己被逼到了极限，濒临抑郁。
热度和流量是无情的。“葛宇路”被拆、《关于葛宇路记过处分的决定》在网上流传发酵……舆论如浪潮般涌起，又迅速褪去。7月底，路牌被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办事处强行馆藏，这条四百多米长的小路被新命名为“百子湾南一路”，葛宇路的微博账号在加V之后不再更新，粉丝数停留在七千多。
“葛宇路”这个名字很快从舆论中心退到了边缘位置，大众迅速遗忘了这个短暂出现的“网红”。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调整状态。刚开始，回老家武汉待了一段时间，也考虑过去湖北美术学院当老师。但最后，还是住进了位于燕郊的公寓，兼职在一家安徽的互联网公司做项目策划，偶尔在北京的一间电影学院培训班教通识课，同时也飞到世界各地参加艺术项目和展览。
发生于那个夏天的改变，在葛宇路的身上仍然留有印记，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在生活中展开。聊天过程中，葛宇路最常用到的两个词是“不知道”和“不确定”，并伴随着拖长的尾音。对他来说，清晰的答案不重要，他看中的，是通过艺术创作和思考，不断分享多元的价值理念，突破边界，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01.
下午三点，我和葛宇路从北京市区打车前往50公里外的天子大酒店——一栋因“福禄寿”三星塑像而闻名的奇葩建筑。
他对这栋建筑的内部构造很感兴趣，每次来都想进去看看，尤其是那个开着两扇小窗呈现寿桃形的房间。不过这次，前台依旧用“工作人员吃饭去了”为由拒绝了他的参观请求，他点点头表示理解，说自己还会再来。
与之相似的，还有他的艺术创作，常常始于一个个看似无意义的想法，但会不断重复实践下去。
《葛宇路》这个作品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本科期间。一次，老师在课上统计买书学生的名单，葛宇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后面的人不约而同地在后面加上 “×2”“×3”，这种无意识的行为让他心生不爽，“这有什么好跟的呢？”出于不解，抑或只是为了调侃，那个周末，他买来喷漆，沿着校门口的一条路涂上自己的名字，旁边的水果摊老板问他，“这条路是不是就叫‘葛宇路’？”
后来，涂鸦招致一些同学的反对，学校要求他清理干净。葛宇路委屈又费解，为什么自行车店的小广告漆得满墙都是，却没人生气？在老师的启发下，他意识到应该把“葛宇路”三个字镶嵌到更为符合的环境里，于是开始制作路牌。
在武汉贴，2013年到北京后继续贴，没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一种惯性。他打印了二十多个写有自己名字的路牌，出门前在地图上找一遍附近的无名路，若是有，就顺手贴上一个。有的当天就会被撕掉，有的能保留几日。他反复贴，不计后果，甚至自己都难以解释这种行为。
02.
在此之前，葛宇路一直自嘲自己是个和外界社会有些脱节的人。
为了让自己更接地气一些，他去超市兼职发过传单、加入过大学学生会，虽然后一段经历并不顺心。他看不惯那些讨好老师的同学，也不喜欢为了竞选不惜诋毁对手的行为，相比“XX部长”的名号，他显然更在意那些“奇奇怪怪”的作品。
但时间行进到2017年，他还是跟现实迎面撞了个满怀。《屌炸天》这一玩笑式的作品激怒了学院，他得知有人对此“上纲上线”，批判这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蓄意攻击中国教育体制”。他被学校处分，同时被周围人孤立。两个月里，很少有同学跟他说话，就连平时私交不错的老师在食堂看到他，也只是远远地点头打个招呼，谁也不想被卷进这摊麻烦事里。
处理结果还没完全确定，他就再一次成为焦点。一篇名为《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命名的路》的帖子在网上热传，有人顺着外卖员的信息直接找到他家楼下。那段时间，他天天在网上看关于自己的新闻，谩骂和赞美杂糅在一起，将他包围。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只睡两个多小时，完全无心创作，“真的是被搞到了极限，都快得抑郁症了。”
一系列的事情将他推至舆论中心，各界的反应让他逐渐意识到，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价值观变得愈发单一，边界清晰得无以复加。”从那之后，他养成了看新闻的习惯，在一个个看似遥远的故事里，他再次尝试与世界建立联系。
03.
短暂的“网红”经历给葛宇路带来了名气，媒体的采访和商业合作接踵而至，“很多都和艺术无关，只是想蹭热度。”他并不反感商业，“谁不爱钱呢”，他笑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清高的人，“拿钱扇我俩耳光，扇得越疼我越开心，只要扇完那些钱都给我。”但这两年里，他没有成功接下一个商业合作，名气并未变现带来实际收益。
在过度的关注中，日渐丧失的还有他的表达欲。最直接的表现是，创作的时候手变慢了，以前，他想做什么就直接做。刚来北京时，有次坐夜班公交，一抬头看见“东湖站”路牌，他“心里一震”，当即决定拆下路牌，运回武汉。“这是一种乡愁，一种突然的想法，我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来回应它。”但换作现在，他早已没什么感觉，“很多情绪错过了就不会再有。”
这两年，他能明显察觉到这段经历对艺术表达的影响，一个想法产生后，现在的他会产生重重顾虑：这样表达好不好？弄出来会不会有问题？想着想着，创作还没萌芽，就直接胎死腹中了。
另一个面临的问题是，和外界过于频繁的接触让他愈发“静不下来”，“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葛宇路光着脚、靠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望向窗外闪烁的红光。
“我一直在努力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这几年，它给我的回应都不强。”毕业以前，他还有机会在一个地方呆上一个月，抑或是对着某件东西发很久的呆。现在，他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一个接一个的行程，让他感到“没办法静下来”。
世界向内延展，心里的东西才会变得清晰，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葛宇路晃了会儿神，悠悠地说，“我得想办法将心里的声音调大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