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这让很多政协委员倍感振奋。大家都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党中央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同时，不少委员也谈到了自己对于基层减负的感受和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代俊峰：从通知执行开始，直接发文，少开会
“开会多、大会小会，去年开了多少会，我都记不清了。”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杨艳感叹道，“我在基层工作，对‘文山会海’深有体会，确实很有必要整治”。
“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文件转发太多，像我们一个小的股所级单位，平均每天能收到上面转发或下发的各种文件，一是浪费，二是很多内容和业务工作不相干，而且没多少人认真学习和领会。”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科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谌爱东给记者发来了基层单位同行转给他的意见，说其实很多文件是可以在手机上通过微信转发的。
“我所在的乡镇到县上往返一次需要4个小时，多用视频方式开会能实实在在地节省很多时间。”《通知》中“多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会议等形式”等具体要求，让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陇川县司法局王子树司法所所长段明龙发自内心地点赞。他认为，党中央察民情、听民意，找准了一段时期以来困扰基层的突出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卫生院副院长资艳萍认为，基层有些单位确实会有一些形式主义的检查和会议，为基层干部减负可以大大减少基层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资艳萍说，出台这样的规定，将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树立崇尚实干的工作导向，推动基层干部更加担当务实，更好地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
“今后将有更多精力服务群众，帮助他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全国政协委员、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李友祥说，减负腾出来的时间，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去。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侨联党组书记和向红期待政策早日落实，基层干部就能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中，真正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落到实处，让基层干部真正深扎基层、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干更多的实事！
“‘基层减负年’的新闻报道后，我接到了不少来自基层干部的信息，他们说好是好，就是非常担心会不会因为要贯彻《通知》精神，又要开很多会，这会让他们已经很紧张的脱贫攻坚等工作受到影响。”全国政协委员、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代俊峰建议，真正贯彻和落实《通知》精神，应从这次通知的执行开始，直接发文，少开会，改变以往“先开会吹风，再开会研究，最后开会安排和布置”的形式主义。
在基层“真正减负”呼声渐高的情况下，大家认为，基层减负需先治“作风病”。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何庆说，彻底根治一些根深蒂固的作风顽疾，既要有刮骨疗毒的狠劲，还要有持之以恒的韧劲。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科学决策、统筹谋划的基础上，少一些“花架子”“假把式”，多一些真担当、实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普洱市政协主席魏艺红建议，实现真正减负，要科学制定考核考评机制，增强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树立重实绩、求实效的工作导向，进一步统筹规范督查检查，少一些痕迹印证，多一些实绩考察，真正把基层干部从各种“材料”“会议”“迎检”中解放出来，从而给基层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也留出更多探索和创新的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张亚忠：莫让问责泛滥伤了基层干部的心
未及时接到脱贫攻坚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扶贫手册中写错标点符号，登上“黑榜”被全县通报；领导进村检查工作，发现驻村干部在看手机，大为光火下给予处分……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可能是对基层干部工作状态最常见的形容。但现在，很多基层干部却不得不面对着“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的现状。
“这种问责泛化、简单化的做法，其实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危害，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违背了问责的初衷，损害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影响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提交提案，呼吁基层问责需谨慎，莫让问责泛滥伤了基层干部的心。
“属地管理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有基层干部坦言，乡镇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面对上级安排，只有执行的分儿，于是造成了“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不干当即被问责，违法干反而可能不被问责，两害相权取其轻，乡镇干部只能先顾当前。”张亚忠说，解决权责不对等的问题，首先要强化问责标准的科学性。他建议，要以法定职责为依据，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明确界定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权责事项，做到问责主体明确、问责事项具体、问责尺度统一。同时，在推进乡镇综合执法改革中，建立乡镇街道事权清单，坚决防止把一些超出基层能力范围的执法事项随意下放。
张亚忠说，还要科学合理设置考核内容，严格控制考核事项总量和频次，逐步减少“一票否决”事项，让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问责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关爱干部，帮助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促进履职担当。”张亚忠建议，对受到问责处理的干部，要增强“治病”功效，通过暖心回访，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对真诚悔改、实绩突出的，要及时肯定，处分期满后以适当形式向组织部门提出任用建议，营造“改了就是好同志”的良好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朱奕龙：基层减负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在3月7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作了为基层工作人员“减负”“减压”的发言。
为了这个发言，他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研。
“这两年来我去了广东、云南、陕西、宁夏等多个省（自治区）的基层乡镇，有富裕的地区，也有相对落后的地区，我觉得只有在最基层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调研中，朱奕龙发现，基层干部的工作环境着实堪忧。压在基层干部头顶上有“三座大山”：价值不大的调研、意义不大的检查、用处不大的项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禁而不止。
“讨好领导笑嘻嘻、应付百姓打哈哈，拍拍照片留痕迹、凑凑数字报政绩，忙忙碌碌造声势、热热闹闹走过场……”联组会上，朱奕龙用风趣幽默的发言道出了基层干部的困境和无奈，引起了会场的热议。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项任务千头万绪，基层干部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朱奕龙说，决胜时刻更应该给基层干部“减负”，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必须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靶向发力革除积弊。
如何减负？朱奕龙认为，首先要树立正确权力观，做到科学统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建立完善科学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彻底扭转基层干部“只唯上不唯下”的不实之风，激励基层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朱奕龙还建议广泛发动群众查找身边多见、常见、最为痛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内容及表现，始终紧盯“关键少数”和一把手第一责任人的政治责任，使基层干部从“痕迹管理”“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聚精会神地搞建设、抓落实、谋发展。
“对于为基层‘减负’‘减压’我还会持续关注。”朱奕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