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换规模及地域的扩大，产生了专门走街窜巷从事物物交换的货郎，也就是最早的商人。我们知道，“商”是地名，商朝的名称由地名而来，盘庚迁镐以后，虽然改称“殷”了，但习惯上还保留商的称呼。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货郎
进入奴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手中有了剩余产品，可以进行少量的物物交换。随着交换规模及地域的扩大，产生了专门走街窜巷从事物物交换的货郎，也就是最早的商人。
我们知道，“商”是地名，商朝的名称由地名而来，盘庚迁镐以后，虽然改称“殷”了，但习惯上还保留商的称呼，殷商并称，殷人即商人。
武王伐纣灭殷，建周朝，殷遗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既无政治权利，又无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日久成为殷遗民的职业特点。
所以说商人的名称（指做买卖的人）出于商人（即殷人），成为古代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之一，而商（业）出于商（朝代）。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商人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在元曲中，有“货郎儿”的曲牌，最早是沿街叫卖的货郎担为招徕顾客而唱的小调，后来演变为民谣，最后又再演变为艺人的曲目。可见货郎的历史几乎是与封闭的经济和交通成正比的。
现在，也只有在山区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还可以听到货郎缥缈的铃铛声。
周作人在《水乡怀旧》里回忆穿行在江南的货郎：“城市里本有货郎担，挑着担子，手里摇着一种雅号‘惊闺’或是‘唤娇娘’的特制的小鼓，方言称之为‘袋络担’。
据孙德祖的《寄龛乙志》卷四里说：货郎担越中谓之袋络担，是货什杂布帛及丝线之属，其初盖以络索担囊橐衒 且售，故云。
后来却是用藤竹织成，叠起来很高的一种箱担了，但在水乡大约因为行走不便，所以没有，却有一种便于水行的船店出来，来弥补这个缺憾。”
西南地区并不这样称呼，而是直接称其为拨浪鼓，似乎没有“惊闺”或是“唤娇娘”来得有诗意。
这也暗示了一个情色隐喻，很多女人，往往就是因为产生感情而跟着货郎远走他乡的。
这铃铛声就像以前镖局走镖时的呼号，声音飘过几个山冈，在空寂的山野里回荡。姑娘汉子们放下手里的事儿，回家拿点钱，就等着。
货郎这时候就像一个演员似的，用喜悦来证明自己带来了好货。不外乎是些针头线脑、香烟火柴、毛巾肥皂、铅笔信封、蚌壳油雪花膏，一副挑子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杂货店。
最激动的要数上次要货郎带东西来的人，他（她）已经盼望了很久，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带来了，他们甚至会把货郎——这个小小的生意人，视为希望的使者！
就像一个收到情书的人，会冲动地去拥抱惊愕的邮递员。
我们总说人是欲壑难填的动物，但这要看人置身的是什么环境。这些生存在连绵群山中的人们，没有膨胀欲望的酵母，一个小小的惊喜就会让他们感动很久很久。这大概也是货郎始料未及的。
“山水相连可相望，羊肠小道通八方。肩挑手提卖货郎，城乡山水四季忙。”这首山歌是昔日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和贸易情况的真实写照。
孙犁先生在散文《童年漫忆》里也提及货郎的生活：
“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意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在民间观念中，只有学无所长的人，实在没法了才会去当货郎混饭吃。其实货郎是非常辛苦的，下乡一次少说也是十天半个月。这也反映出传统观念中轻视商业的思想源流。
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义乌，货郎叫拨浪鼓“鸡毛换糖”。义乌人多地少，历史上有用可作肥料的鸡毛换取红糖等小百货的传统，而“鸡毛换糖”可以说是如今闻名全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
当经济的潮流已经漫流到越来越封闭的地方时，货郎的肩头，不也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和经济的潮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