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7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钓鱼台国宾馆同来访的日本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近年来中日两国关系不仅恶化、僵持，而且经常出现摩擦和对抗升级的势头，令人感到难以预料的危险。
众所周知，日本的外交政策总是经常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忽左忽右，出现较大的政策波动。即使是同一届内阁，前后的政策也大相径庭。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对中国摩擦与对抗的政策不断升级。这是因为，日本需要摩擦，需要对抗升级，以便完成对中国内政外交体制的转型，其中包括今年7月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
在这以后，安倍政府转变政策，开始缓和同中国的关系，谋求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上能够实现与习主席的会面。而这种转变，恰恰也是出于日本内政的需要。安倍政权既需要同中国缓和关系，迎合国内选民的心理需求和舆论压力，同时也需要中国市场的大力支撑，为濒临破产的安倍经济学注入中国市场的活力，再加上美国要求其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压力。于是，安倍要再一次实现同中国政策的转圜。所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也。
而中国对于安倍政策的这种转变，当然乐见其成。因为中国从来都是尽可能地推动中日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正在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中方作为东道主，必然不能怠慢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一方。正如王毅外长在第十届“蓝厅论坛”上表示的那样，中方会对所有的客人都尽必要的地主之谊，同时希望日本方面能够拿出诚意，解决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问题和障碍。王毅外长的这种表态，带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人为善，睦邻友好，是中国对待邻国和周边外交的一贯政策。再加上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亲诚惠容的理念，更是中国这些传统文化精神，在新时期的广大与发扬。而这些这恰好是中方与日本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中日两国领导人北京会面的心理基础。
但是，就外交而言，仅仅有善良的精神是不够的。日本的外交政策尤其具有多变性，不稳定性。因此，中日两国必须要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共识，以便作为相互约束，不致使对方随意反悔的政治基础。由于中方的这种认识和要求，中日之间这次的“四点原则共识”就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外交智慧之所在。当然，也不能够因为有了这“四点原则共识”，就认为可以完全有效地“套牢”日方。毕竟，谁都不敢保证日本方面以后不会找出借口和理由，破坏这种共识。
不过，就眼前来说，这是中日关系的一种进步，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基础。日本如果以后能够信守承诺，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与发展。首先，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点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大原则。其次，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第三，日方认识到钓鱼岛等东海海域双方存在不同的主张，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妥协，是变相承认有领土争议的说法。此前日方不肯作出这种让步，虽然这次也没有完全达到中方要求日方承诺的状态，但至少双方已经开始以更务实的精神来对待这一问题，对于恢复和改善双边关系有重要作用。
当然，中日两国的矛盾积重难返，也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冰释前嫌。只能逐步通过多种对话渠道，通过不断的沟通增强政治信任；在政治信任的基础之上，增强务实合作；在务实合作不断扩大与深化的情况下，与政治互信形成良性互动，最终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长远愿景。
“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为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是中日两国关系在新环境下，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新开端。由此我们可以期待，中日两国领导人将以此为条件和基础，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使中日两国在友好合作中克服障碍，实现共赢。
（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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