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据说是鲁国史官所写，并由孔子修订的一部史书。
由于《春秋》这部史书始于周平王东迁，终于三家分晋，所以我们就用“春秋”作为这段历史的代称，这一历史时期有367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
按照正常逻辑，说春秋必然要从周平王东迁，甚至更早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开始。
可我认为：这种开局并不利于阐述我的历史观，所以我选择了假途灭虢，这一发生于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的事。
假途灭虢的故事很简单，大意是说虞国和虢国是两个关系亲近的小国，晋国打算攻打虢国，却必须经过虞国。
由于虞国和虢国关系亲近，所以晋国国君晋献公就给虞国国君送去了大批美玉和名马，希望虞国能够让开一条道，方便晋国的军队穿过虞国攻打虢国。
这消息传到虞国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名为宫之奇的聪明人上前劝谏：“我们虞国和虢国那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如果虢国被灭，我们虞国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这就是著名成语“唇亡齿寒”的由来。
但可惜的是：虞国国君的脑袋好像被驴踢过一样，眼里更是只有美玉和名马，对宫之奇的劝谏毫不理睬，答应借道给晋国。
结果呢？自然是宫之奇说对了：当晋国灭掉虢国之后，顺手把虞国一起灭掉了。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
在春秋开篇时，我为什么要先讲假途灭虢的故事呢？因为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类似的小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小故事都有相似的人设：男一号（国君）蠢得像猪一样，男二号（劝谏者）精明强干、眼光独到，反一号（敌对方）阴险狡诈。
这些小故事都有相似的内核：如果男一号听从男二号的劝谏，就可以轻易粉碎反一号的阴谋；可男一号就是刚愎自用，最终导致国灭人亡。
这些小故事都有相似的寓意：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春秋战国时期，凭借我们正常人水准的智商，完全可以吊打这帮智商不超过50的古人。
可只要略微了解一点分子人类学的人就该明白：从基因的角度来看，春秋距离我们现代实在是太近了，根本不足以发生大规模突变。
这也就证明一点：春秋时期的正常人，并不会比我们现代正常人的智商低。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春秋时期的正常人智商不低，又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这种可笑又愚蠢的错误呢？
就拿假途灭虢来说，我认为只要认真读完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不会被晋国的这种鬼花招所骗，可虞国国君就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
宫之奇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并没有看出来。因为宫之奇所说的道理，只要认真读完九年义务教育的人肯定都懂，可虞国国君就是不懂。
只要我们能想明白这些问题，自然会得出一个新结论：类似于“假途灭虢”这样的智慧故事，往往都只是寓言故事而已。
你说它是假的吗？不是，我相信在僖公五年的确发生了这件事。可如果我们深究一下具体细节，会发现事情根本不可能如此简单。
从表面上看，随便一个初中毕业生穿越回去，也比虞国国君的表现要强。
可如果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自然就会明白：如果我们处于虞国国君的位置，肯定也不会比他强多少。
如果晋国给虞国的礼物只是美玉和名马，那么无论谁处于虞国国君的位置，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因为正常人都明白，这些财物不过都是致命的诱饵。
可问题是：如果晋国在送给虞国美玉和名马的同时，还附带着带血的短刀，作为虞国国君，他又该怎么做呢？
这令我想起了小说《教父》中的一个情节：
教父考利昂拿着两万美金去找某个人，希望对方可以卖自己点面子。对方表示拒绝，因为卖给教父这点面子，潜在的损失远远超过两万美金。最后，教父拿枪顶在了他的头上，对方终于愿意卖给教父面子了。
考利昂老头子一面劝说，一面把手枪对着歌舞团领班的前额，用极其严肃的态度使他确信：要么签字，要么他的脑浆在一分钟内洒满那份文件。莱斯·霍勒签了字，考利昂老头子把手枪插进口袋，并把那张有银行保证的支票递了过去。
你看看，这就是欧美经典小说对于现实权力博弈的描写，如此简单、如此直接。
当晋国的美玉、名马和带血短刀同时摆在虞国国君面前的桌上时，他有上中下三策可选。
上策激进，那就是言辞拒绝晋国的借道请求，并无视美玉、名马和带血短刀，同时联系虢国，准备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晋国；
中策中庸，那就是既不接受晋国的借道请求，又不明确拒绝，只是想方设法地拖时间：总而言之，我们内部意见不统一，您再等等，我们商量一下；
下策保守，那就是立刻接受晋国的借道请求，并收下美玉、名马和带血短刀，同时派兵和晋国一起攻打虢国，希望能瓜分到一点甜头。
这三种选择哪个最好呢？虞国国君认为下策最好，结果却是晋国假途灭虢，顺手灭了虞国。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自然可以对虞国国君选择下策而大加嘲笑。可问题是：难道上策和中策就更好吗？
先说上策，直接和晋国撕破脸，和虢国一起联手抗敌。这种选择听起来很过瘾，实际操作起来却难度颇大。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晋国强而虞虢两国弱。对于强大的晋国而言，先灭虢国还是先灭虞国，从本质上来说不会有太大差别。
如果虞国如此刚强地拒绝晋国，那么晋国的态度就简单多了：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恶狼？
好吧，既然你给脸不要脸，我就让你看看狼是怎么撕咬猎物的！
换言之，如果虞国国君选择上策，就等于是选择和晋国拼个你死我活！
从表面上看，晋国的目标并不是虞国，而是虢国。可你虞国国君非要把这滔天祸事揽到自己身上来，国内的臣民们会怎么看待你呢？
说一千道一万，你说晋国灭了虢国之后一定不会放过虞国，那也只是一种假设吧？现在人家还没把屠刀砍到你头上，你非要替虢国强出头，这不是找死又是什么？
话又说回来，联合虢国，怎么联合？由于你虞国国君不识好歹，人家晋国摆明了要打你虞国。这时候你再找到虢国，说我虞国给你挡了灾，你要出兵跟我一起对抗晋国。
到那个时候，人家虢国也会考虑上中下三策了，谁敢保证虢国不会选择下策，和晋国一起瓜分虞国的土地呢？
说一千道一万，晋国说是要打虢国，可人家现在被你虞国扫了面子，决定打你虞国，你干嘛非要再度拖我们虢国下水呢？
综上所述，谁敢说上策是个好选择？
再说中策，用暧昧态度稳准晋国，然后再找应对措施。这种选择听起来比上下两策都稳妥，但问题就在于：这种选择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我在写吴三桂的时候就曾说过：所谓的吴三桂因为一个女人放清兵入关，不过是一种把黑锅扣在女人头上的传统手法而已。
关宁军是一个集团，吴三桂固然是个聪明人，但关宁军内部的聪明人有得是，谁会在这种重大问题上陪着吴三桂胡闹呢？
具体到虞国内部，同样也是如此。
当晋国的美玉、名马和带血短刀同时摆在虞国国君面前的桌上时，虞国众臣自然会分成左中右三派：
左派倾向于上策，众志成城，痛击晋国鬼子！
中派倾向于中策，世间喧嚣与我何干？
右派倾向于下策，晋国爸爸快进来，我们带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歧呢？从普遍意义上讲，这是因为大家对未来利益的预期不同。
如果一个人认为：当他变成晋国人后，生活水平会有明显改善，那么他自然倾向于变成晋国人；
如果一个人认为：无论是当晋国人还是当虞国人，生活水平不会有明显差别，那么他自然倾向于不发表意见，免得得罪其中一方，从而损害自身利益；
如果一个人认为：当他变成晋国人后，生活水平会有明显恶化，那么他自然倾向于抵抗晋国的侵略。
这可以算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对内没有什么民族观念，也没有什么忠君观念，更多的是一种打工仔思维。
吴起是卫国人，娶的老婆是齐国人，最初替鲁国打工，后来替魏国打工，最后替楚国打工。
“在这家公司混得不好，咱再跳槽到另一家去。”
伍子胥是楚国人，却因仇恨转而为吴国人效力，曾一度把灭亡楚国。并用鞭子抽打仇人的尸体。
“这家公司对不起我，我不但要跳槽走人，更要想办法把这家公司搞垮。”
百里奚是虞国人、蹇叔是宋国人、商鞅是卫国人、范睢是魏国人、吕不韦是卫国人、李斯是蔡国人，但他们全都为秦国效命，并青史留名。
“不能在这家即将上市的公司混个CEO，我就不走了！”
甚至而言，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也要周游列国，希望自己能够受到重用。
他的徒孙孟子同样不安分，东奔西走希望能受到重用，还有人用诗句讽刺他：“其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哪家公司愿意给我机会，我就在哪家公司混。只可惜，哪家公司也不愿意给我机会啊！”
毫不夸张地说，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混战，实在是有点像现代众多公司兼并竞争。
很多人习惯用后世思维分析问题，认为晋国攻打虢国和虞国是侵略战争，但当时的大多数人显然不会这样想。
如果当晋国人能过上安生日子，那咱们就当晋国人呗。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虞国国君想用中策打马虎眼，他的臣民们会无动于衷吗？
很多人在说起春秋时期的历史时，总会开口闭口把“礼仪”拿出来说事儿，给人的感觉就是：春秋实在是我中华文明最璀璨的光辉诗篇啊！
可实际上，春秋是一个标准的乱世，更是一个鱼大吃虾、虾大吃鱼的时代。
臣子废杀君主和大国灭掉小国，在春秋时期就是家常便饭，只要有机会有实力，春秋时期的下限低到令你无法想象。
据司马迁统计，在整个春秋时代，被臣子杀掉的君主有三十六个，被灭亡的国家就有五十二个。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说得对不对呢？恐怕略有保守。
当史书提及秦穆公时，说他“兼国十二”；
当史书提及齐桓公时，说他“并国三十五”；
当史书提及晋献公时，说他“并国十七”。
按照这种说法，上述三位老兄加起来就灭了六十四个国家！
这是什么礼仪？分明全是利益啊！
在这种背景下，小国和弱国逐渐被大国、强国吞并，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更多的是一种“大势所趋”。
如果当时的人普遍抱着一种“玉石俱焚”的心态，那我们中华民族的总人口恐怕得减半、减半、再减半。
在聊春秋的时候，少些浪漫叙事，多些利益分析对比，这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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